华英书院门匾  

◆边经仁

梦中，华英书院旁一株柿子树结满金色的柿子，秋日阳光把柿子洗得晶莹光洁。白头翁、黄莺不时地啄食争抢，有柿子“扑扑”地落在院子里，一地枯叶和柿子，一只争食鸟儿把我从梦中惊醒……时隔几日，我特意去峡江湖洲看华英书院遗址，吃惊地发现石刻门楣“华英书院”摔成三截，梦兆也？风雨让岁月变得如此沧桑！

十年前，我与华英书院有缘。

那时，常常约上俩仨好友，骑车逛乡村。夏初的一个周末，来到湖洲，被古村、古街、古建筑、古树所吸引。沿着鹅卵石铺就的古巷道，通过一条小巷往左转，不经意一抬头，望见院门上一块石匾，楷书“华英书院”四字映入眼帘。书法端庄秀劲，颜体中带欧体味，为阴刻，石匾为整块大红石，虽长满草蔓，但依稀可见。门楣不是很宽，容一至二人进出，书院仅留四围断垣残墙，墙上爬满藤萝，更添历史厚重。

空地被村民用作为菜地。院中有棕树、橘树和一些杂树，棕树结出大瓣大瓣嫩黄的籽，橘子也青绿。挪开竹篱进入院内，依稀看到许多柱石墩，有一个方形大石缸，显然是用于防火的。此刻，寂寂然，几只粉蝶在花间飞舞，蜜蜂从墙眼中钻进，采食花粉。“嗡嗡”声中，耳旁仿佛听到古时书院孩童诵书声“……舞蝶对鸣蛩。衔泥双紫燕，课蜜几黄蜂。”它建于何时？何人所建？从这里曾走出了什么人？一切亟待解密。

也许是巧合，或是有缘，近几年开展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申报工作，让我有幸去品读华英书院。“华英”二字就值得细品。翻阅一部《族谱》，如同翻阅一部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史，那些端庄的宋体，讲述着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有“仁义礼智信，有孝悌忠廉恕”。当翻到《重修华英书院记》时，我怦然心动，屏住呼吸，逐字逐句默念着，重复念诵着：“夫华者，实之宾也；英者，根之苗地。”“含英咀华，以蕴蓄于根本之地者……蔚然为华国之英，而无负乃祖乃父当年筑室之劬劳，与取义之深意也哉。”该书院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左右，湖州习以仁在原书院基础上扩建，作为子孙读书场所，历经数百年，现只剩大门匾额和一段残墙。

湖洲花门楼习氏是峡江望族，发祥于北宋中期。宋庆历五年（1045），任吉州刺史7年后的习有毅，解甲归田，想找一块山水幽静的地方安家落户，安度晚年。平时翻阅《吉州志》等文献时，就得知古石阳县址风水绝佳。《族谱》载：“慕石阳废基，更为乡村，因命棹来游斯地，见山环水绕，风景果殊，偿基值信其地，名曰花门楼而家焉，取名湖洲。”习有毅便成为湖洲习氏开基祖，湖洲花门楼习氏近千年的发展，可谓枝繁叶茂，人文蔚起，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江苏等均有分支。

湖洲村历来崇文重教，文化教育对于习氏宗族来说，关系“善莫大焉”、不仅“有光于祖”而且是“族党之望”。在《族谱》“申明家规二十则”中，在第六条明确提出：“勤学问以大显扬。士列四之首，宜沉酣经史，肆力文艺，养成实学，方能扬名显亲。若轻浮浅露，无论遇合，不可幸邀，即得志，亦非大受之器。”族人不但把培养自家子弟读书列为“首务”，对族人子弟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同样“伏腊资焉”。或收而教之或附家塾读之。据《族谱》载，自明以来，村中就有华英、临清、丛桂堂等书院。各支祠均有家塾。据《族谱》统计，自宋至清，村中入试科举有功名者达176人，其中进士3人，举人6人；仕宦中，翰林学士1人；诰授通奉大夫、中宪大夫、奉直大夫、奉政大夫者8人；知州、知府（含州同、右堂、司马等）5人；知县7人；县丞、主簿、教谕、教授等9人，足见书院对培育人才的作用。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教育形式，起源于唐，兴盛于宋明，至清末渐趋式微，是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的一种文化教育组织。在江西，书院之多、教育质量之高，全国少有。根据1987年江西省文化厅和原江西大学历史系的联合调查，自唐至清，江西书院有1071所，数量在全国首位。宋明两代，在吉州，上至宰相、尚书、下到主簿教谕，达100多人。伯叔子侄，街坊邻里连科中举，不胜其数。难怪，欧阳修在东京官邸，遥望南天，不禁吟哦：“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才贤……”

湖洲华英书院也在那个赣地俊彩星驰、风光无限的年代产生了。“而况士君子乐群敬业，相与滋植于仁义之圃，灌溉于诗书之林。则亦惟养其根以俟其实可耳。乃取其华而采其英者，得毋以天下事诚于中者，必形于外，故和顺之积，自有英华之发耶？”（《族谱》载）传道与为己并兼是传统书院的办学宗者。传道，即道统传承与创新，其实质就是如何“为学”。为己就是成就自己，完善自我人格。在书院教育中“为学”、与“做人”始终联系在一起。

华英书院在培养做人上可谓功不可没。明成化年间，有这样一对兄弟，父母相继去世，当时，兄习效行只有六岁，弟习效渊年仅三岁。靠年迈的祖父母抚养成人，“每念双亲早亡，不得尽一日菽水之欢，未尝不涕零如雨……”兄弟俩长大成人后，念念不忘父母生育之恩，哥哥在沂水旁建望云楼，寄托“思亲而未报之衷肠。”望云楼取自典故，唐代狄仁杰在并州担任参军时，双亲都在河南。登太行山时，看见白云，对左右人说：“我的亲人在那里。”徘徊很久，才前行。

古代对书院的选址非常讲究，或依山、或傍水，总要选择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古人理想的读书场所就是茂林修竹，环境清幽的山林之间，远离尘世，心灵安静。他们认为优美的环境能提升人的学习悟性。湖洲华英书院也重视环境与学习的关系。“进之第，见其堂则方以正，窗则明以亮，回廊则壮且大，而后轩复高以朗也，前临深池，竹树交阴，鱼鸟飞跃于其间，夜则水光月影动摇而上下。”真可谓教子育孙的好地方。

湖洲村居安堂前，竖立着两对麻条旗杆石，上刻有“清乾隆庚子年乡试第三名经魁”，数百年间，它讲述着流传一段“叔侄同科，父子同荫”的佳话。

乾隆庚子（1780）秋，三年一次的乡试如期举行。各县士子云集省府治所，其中就有湖洲人习成襄、习振翎叔侄二人。红榜下来，一个乡试第三名，一个第二十二名，“叔侄同榜”迅速传到乡里，族人无不欢天喜地，合村欢庆，延班唱戏，热闹无比。习振翎后来官至广西布政使，为官勤政、廉洁为公、刚正不阿，颇有政声，朝廷旌表习振翎父母庭训有方，并邀请父亲参加乾隆皇帝举办的千叟宴。据《族谱》载：“先君子以甲辰（1784）就养京邸，明年（1785）登七十。幸国家大庆，得与千叟宴。”

华英书院建筑采用中轴对称式布局。二进，前池塘，后有天井，讲堂两边为厢房，且有祭孔殿堂。前部低、后部高，营造一种等级观念，体现儒家“礼乐相成”思想，足见当年的气派。莘莘学子们在书院内书声琅琅，墙外山花欢笑，何等惬意。

岁月的风云变化，让书院教育在清末“寿终正寝”。近代新式教育的出现，拓展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书院这种有别于西式教育的文化教育组织名实皆亡，湖洲华英书院也一样式微了。村里人讲，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清代重修的华英书院还保持很好，全砖木结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登记工分，开会学习，都在书院内，并作为大队卫生所的所在地，村民看病拿药都在书院内。改革开放后，体制改革，这一场所被废弃，华英书院逐渐颓废，直至今冬石匾的轰然倒塌，将这一段历史封闭了。

梦中，华英书院还是很美，落英满院，飞鸟成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