渼陂敬德书院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青原区渼陂村,近十几年来经不懈的宣传推介,成为吉安重要旅游景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敬德书院鎏金格言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青原区渼陂村,近十几年来经不懈的宣传推介,成为吉安重要旅游景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每年农历二月初一,都会举办“下元宵”欢庆活动,成为旅游品牌,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人们多在古祠、古街、古民居里徜徉,在富水河边和红色革命旧址参观游览,很少关注传统文化的载体———古书院,可这却是宗族的文明标志和希望所在,寄托着村民的向往与追求。

清代中后期,是渼陂梁氏的全盛时期,富水河边的街市不断扩展,成为庐陵、吉水、泰和三县交界处物资交易中心,市场繁荣。梁显哲、梁显召、梁显豪、梁显吟四兄弟组成的“四大家族”商贾集团,便是其中的代表。尽管有钱,可富商们并不希望后代经商当老板,而是指望子孙去读书走科举正途;即使考取不了功名,也能更多地懂得做人的道理,做个乡间有文化的人。于是,他们重视后代的培养,不惜资本建书院学馆,延师授课。到民国初年,村里先后建有节寿堂的正气书馆、孝友堂书塾、文明堂的又新书院,和地藏阁一体的养源书院等;有的书馆是私塾,和祠堂或住宅相连。已知的书院学馆八九处,现保存完好的有敬德书院、振翰学舍和明新书院3座。

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是敬德书院。经永慕堂祠左侧悠长斑驳的古巷到求志堂祠前,往右边的鹅卵石路走去,在连排的水塘南边,有栋单独的院子。远远看去,不像旁边一厅六房马头墙式的普通民居,而是院宅组合的复檐式别墅。院门前有几级台阶,门额为“文移北斗”四字。走进院子,可见前面的一栋房屋为一厅四房室,走过厅堂通道,后面有凹字形天井,后厅堂两边是厢房,二层设阁楼扶栏。这种两栋间由露天天井相连的二层民居结构,似徽派“四水归堂”式建筑,在吉安很少见。这跟房屋的功能有关,后栋前面有天井,后厅和厢房光线光照充足,适宜于做教室,方便童生读书。书院装饰精美,门上、槅扇饰有鎏金画,柱两侧设鎏金家训格言,洋溢着儒雅的气息。

这座建筑面积340平方米的书院,这座1930年曾设苏维埃政府总工会办公处,存有多条革命标语的红色旧址,是谁建的?族谱和任何史料上都没有记载,只是口传为“四大家族”富商所建。可又是其中哪个家族建的呢?问了村里老者,说是“四大家族”中经济实力最雄厚的老二显召家族所建,商号为“达亿”。可一两百年过去了,属显召“达亿”家族的子孙后代分散在海内外各地,有的在上海、北京、广州、香港和台湾等地,有的在美国、东南亚,现在估计会有一两百人了。唯一在村里生活的一家,户主叫梁昌镇,又名梁浩。说起他,远近的人无不知晓。因为他在几个乡镇医院当了一辈子的医生,给无数的乡亲看过病,现退休在家。他的妻子刘吝招是乡村接生员,几十年来渼陂和邻近村庄好多家庭两三代人,都是被她迎接到世界上来的。

梁浩已经73岁了,个子不高而壮实,神态沉稳而谦和。他说:我是先祖显召的嫡传第六代,听前辈说显召创办的“达亿”商号,在江西不少口岸都有店铺,发展到上海、广州等地。可祖辈经商积累了资金以后,并不想后代做生意,而是舍得花钱培育他们读书,走出乡村。这座敬德书院就是我家族建的,据说当时是这一带办得最好的书院,请的老师也是当地最有学问的。学生以家族孩子为主,也有村上其他家庭的。还有一座“明新书院”也是我这个家族建的。清代朝廷腐朽,祖先们无奈之下只有出钱去捐个官名。先祖显召和他两个儿子,都捐了个所谓某某“大夫”之类的虚职。到了清末至民国时期,废科举,兴新学,先祖们适应时代潮流,把子女送到大城市和国外去学习,让他们接受科学知识和现代文明的熏陶。有的参加了反帝反封建以及民主革命运动,有的学技术投身于国家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族有不少是高级知识分子,现在更多了。

说起家族荣耀,梁浩很是兴奋。他说:

祖辈们在敬德书院接受良好的启蒙教育,走出去后多有成就。显召的孙辈,就是我老公公(曾祖父)梁兴桂和梁兴楷兄弟,在书院读书很用功,后代有出息的不少。叔祖兴楷1899年当九江府德化县教谕,他的儿子梁必驰,也就是我的堂叔,1917年考取江西法政专科学校,这在当时是极少的。我祖父梁弼群,1890年生,到日本政法大学留学,追随孙中山,搞民主革命,是国民党的元老,与蒋介石不太合得来。1945年和同仁秘密组建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反蒋救国,受到共产党领袖赞赏。1949年改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他不去台湾,上海解放后选聘了30位名望人士为第一批参事,我祖父是其中之一,还是第一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我叔叔梁仁圻,上海交大毕业,当过上海机床厂副厂长,1959年出席全国群英会。我爸爸梁仁堞,上海东南医学院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广州当医生,参加北伐,后来在南昌、吉安的医院当过院长。抗日战争期间,在湖北大冶铁矿医院当医师,还做过院长。国民党溃逃台湾,医院随迁,我爸爸去了台湾,就再也没回来,直到1966年病故。我有6个姐妹,二姐雪珠、三姐春珠随爸爸去台湾,现定居美国;其他4个都在大陆。

梁浩自豪地说:我家族的后代中那么多有学问有成就的人,而且都做人正派,跟祖传的家风有关。比如解放后爸爸在台湾,亲属又有那么多“海外关系”,妈妈一直在乡下医院当助产医生,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怨屈,把我们拉扯长大。不管怎么苦,她都千方百计送我们去读书,学知识谋生。她总是告诉我们,要牢记敬德书院鎏金匾上的家训“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我的祖先认为,读书的作用首先是明理,并有良好的道德。现在称为毛泽东旧居的那栋大屋,是我太公那辈建的,院门额是“唯吾德馨”;家族建的书院取名“敬德”,都突显“德”的重要。

近百年时代变迁中,梁浩的家族成员信仰不同,走不同的路,可都崇尚“德”。这“德”就是做人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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