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德书院鎏金格言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青原区渼陂村，近十几年来经不懈的宣传推介，成为吉安重要旅游景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每年农历二月初一，都会举办“下元宵”欢庆活动，成为旅游品牌，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人们多在古祠、古街、古民居里徜徉，在富水河边和红色革命旧址参观游览，很少关注传统文化的载体———古书院，可这却是宗族的文明标志和希望所在，寄托着村民的向往与追求。

清代中后期，是渼陂梁氏的全盛时期，富水河边的街市不断扩展，成为庐陵、吉水、泰和三县交界处物资交易中心，市场繁荣。梁显哲、梁显召、梁显豪、梁显吟四兄弟组成的“四大家族”商贾集团，便是其中的代表。尽管有钱，可富商们并不希望后代经商当老板，而是指望子孙去读书走科举正途；即使考取不了功名，也能更多地懂得做人的道理，做个乡间有文化的人。于是，他们重视后代的培养，不惜资本建书院学馆，延师授课。到民国初年，村里先后建有节寿堂的正气书馆、孝友堂书塾、文明堂的又新书院，和地藏阁一体的养源书院等；有的书馆是私塾，和祠堂或住宅相连。已知的书院学馆八九处，现保存完好的有敬德书院、振翰学舍和明新书院3座。

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是敬德书院。经永慕堂祠左侧悠长斑驳的古巷到求志堂祠前，往右边的鹅卵石路走去，在连排的水塘南边，有栋单独的院子。远远看去，不像旁边一厅六房马头墙式的普通民居，而是院宅组合的复檐式别墅。院门前有几级台阶，门额为“文移北斗”四字。走进院子，可见前面的一栋房屋为一厅四房室，走过厅堂通道，后面有凹字形天井，后厅堂两边是厢房，二层设阁楼扶栏。这种两栋间由露天天井相连的二层民居结构，似徽派“四水归堂”式建筑，在吉安很少见。这跟房屋的功能有关，后栋前面有天井，后厅和厢房光线光照充足，适宜于做教室，方便童生读书。书院装饰精美，门上、槅扇饰有鎏金画，柱两侧设鎏金家训格言，洋溢着儒雅的气息。

这座建筑面积340平方米的书院，这座1930年曾设苏维埃政府总工会办公处，存有多条革命标语的红色旧址，是谁建的？族谱和任何史料上都没有记载，只是口传为“四大家族”富商所建。可又是其中哪个家族建的呢？问了村里老者，说是“四大家族”中经济实力最雄厚的老二显召家族所建，商号为“达亿”。可一两百年过去了，属显召“达亿”家族的子孙后代分散在海内外各地，有的在上海、北京、广州、香港和台湾等地，有的在美国、东南亚，现在估计会有一两百人了。唯一在村里生活的一家，户主叫梁昌镇，又名梁浩。说起他，远近的人无不知晓。因为他在几个乡镇医院当了一辈子的医生，给无数的乡亲看过病，现退休在家。他的妻子刘吝招是乡村接生员，几十年来渼陂和邻近村庄好多家庭两三代人，都是被她迎接到世界上来的。

梁浩已经73岁了，个子不高而壮实，神态沉稳而谦和。他说：我是先祖显召的嫡传第六代，听前辈说显召创办的“达亿”商号，在江西不少口岸都有店铺，发展到上海、广州等地。可祖辈经商积累了资金以后，并不想后代做生意，而是舍得花钱培育他们读书，走出乡村。这座敬德书院就是我家族建的，据说当时是这一带办得最好的书院，请的老师也是当地最有学问的。学生以家族孩子为主，也有村上其他家庭的。还有一座“明新书院”也是我这个家族建的。清代朝廷腐朽，祖先们无奈之下只有出钱去捐个官名。先祖显召和他两个儿子，都捐了个所谓某某“大夫”之类的虚职。到了清末至民国时期，废科举，兴新学，先祖们适应时代潮流，把子女送到大城市和国外去学习，让他们接受科学知识和现代文明的熏陶。有的参加了反帝反封建以及民主革命运动，有的学技术投身于国家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族有不少是高级知识分子，现在更多了。

说起家族荣耀，梁浩很是兴奋。他说：

祖辈们在敬德书院接受良好的启蒙教育，走出去后多有成就。显召的孙辈，就是我老公公（曾祖父）梁兴桂和梁兴楷兄弟，在书院读书很用功，后代有出息的不少。叔祖兴楷1899年当九江府德化县教谕，他的儿子梁必驰，也就是我的堂叔，1917年考取江西法政专科学校，这在当时是极少的。我祖父梁弼群，1890年生，到日本政法大学留学，追随孙中山，搞民主革命，是国民党的元老，与蒋介石不太合得来。1945年和同仁秘密组建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反蒋救国，受到共产党领袖赞赏。1949年改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他不去台湾，上海解放后选聘了30位名望人士为第一批参事，我祖父是其中之一，还是第一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我叔叔梁仁圻，上海交大毕业，当过上海机床厂副厂长，1959年出席全国群英会。我爸爸梁仁堞，上海东南医学院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广州当医生，参加北伐，后来在南昌、吉安的医院当过院长。抗日战争期间，在湖北大冶铁矿医院当医师，还做过院长。国民党溃逃台湾，医院随迁，我爸爸去了台湾，就再也没回来，直到1966年病故。我有6个姐妹，二姐雪珠、三姐春珠随爸爸去台湾，现定居美国；其他4个都在大陆。

梁浩自豪地说：我家族的后代中那么多有学问有成就的人，而且都做人正派，跟祖传的家风有关。比如解放后爸爸在台湾，亲属又有那么多“海外关系”，妈妈一直在乡下医院当助产医生，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怨屈，把我们拉扯长大。不管怎么苦，她都千方百计送我们去读书，学知识谋生。她总是告诉我们，要牢记敬德书院鎏金匾上的家训“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我的祖先认为，读书的作用首先是明理，并有良好的道德。现在称为毛泽东旧居的那栋大屋，是我太公那辈建的，院门额是“唯吾德馨”；家族建的书院取名“敬德”，都突显“德”的重要。

近百年时代变迁中，梁浩的家族成员信仰不同，走不同的路，可都崇尚“德”。这“德”就是做人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