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恋42年,爱上就不停步 ———罗喜生的放映人生
他有过很多次机会可以成为国家公职人员,自与电影结缘后,面对抉择时,毅然跟着自己的内心走,选择自己喜欢的、所爱的。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电影,是我一生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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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喜生正在放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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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乡村的家长带着孩子们在看罗喜生放映的专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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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喜生正在调试放映机。  

□黄存平、刘祖刚、谢月明文/图

他有过很多次机会可以成为国家公职人员,自与电影结缘后,面对抉择时,毅然跟着自己的内心走,选择自己喜欢的、所爱的。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电影,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欣慰最难忘的事业!”

一路走来,他与他的电影队获得多种荣誉,在2005年,南江乡放映队被中宣部、文化部评为优秀放映队,他也被评为先进个人。他叫罗喜生,遂川县南江乡南江村人。

近日,笔者跟随他放映的脚步,走进了这位大山深处放映人的内心世界,聆听他的故事……

与电影“一见钟情”

1975年,罗喜生在遂川县左安中学毕业后,就在村里的生产大队挣工分。后来,南江乡政府需要办事人员,乡党委书记叫罗喜生去乡政府上班。那年正赶上电影体制改革,乡政府将电影承包出去,需要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来承包。

“当时,我心里感到有种神奇的力量促使我要去报名。”罗喜生说,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竞争,没想到竟然胜出了。为了能更好地放电影,罗喜生前往五江进行紧张而严格的培训,经过一个月的学习,顺利拿到电影放映执照,回到家乡为父老乡亲放电影。

“从培训回来后,我就发现自己喜欢上了电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非常火,那时候前来观看电影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一场电影放下来,全村1000多口人,几乎全部都来观看,有的为了看一场电影跋山涉水,摸黑步行两三个小时。“有这样的观众支持,我放起电影来更是有劲。”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胶片机,放起来很繁琐,放一部电影要好几个胶片,一个胶片有30多斤重,一部电影,光胶片就有上百斤重,放映时还要带一个发电机,配带汽油和放映机,一起近200斤重。那时,还没有公路,完全靠人用肩挑背扛。放一场电影要提前跟当地的行政村负责人打招呼,让他们做好放映前的宣传工作,免得放映了没人看。不过在那个年代只要发电机一响,观众就从四面八方赶来,老早就把放映场的周围围得严严实实。说到这些的时候,罗喜生脸上泛着幸福的微笑。

“我第一次放电影时,还是有点紧张的。”罗喜生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放电影是个细致活,一旦哪根线,或者哪部胶片顺序搞错了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所以在放映的时候必须要仔细认真,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就会付出烧掉放映机、引起观众起哄、甚至是更加严重的代价。

那些事“心有余悸”

1987年,是罗喜生放电影以来最红火的一年,也是最艰辛的一年。

他介绍说,那年将近年关,把放映设备从南江乡用肩挑着穿过羊肠小道,步行20余华里抵达樟溪村放电影。当天晚上放完电影,收拾行当打道回府,已是晚上10点多了,当他与同伴走到南洞村的时候,天气突然骤变,瞬间寒风凛冽,天刹那间就暗得吓人。罗喜生眼看情形不对,怎么突然这么冷这么阴沉?就在他心里还在揣摩时,天下起了鹅毛大雪。大晚上,黑灯瞎火的,寸步难行,只好就地宿营,幸运的是,他们在附近找到了一个烧瓦的窑洞。于是,他们就钻进了窑洞,捡了些柴,生起火来取暖。第二天天刚亮,他挑着放映设备,踩着沙沙作响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家。

“那次,真的太危险了,险些就把放映设备给摔坏了。”他去南屏村放电影,刚好碰到在修通往南屏村的公路。他骑着摩托车,载着设备风风火火地赶往南屏村,放完电影,回家时已是23点了。在回来的路上,一辆挖掘机停在靠墙体的一边,空出不到一米宽的外边缘,大晚上,视线不好,没看清那路面的土质,罗喜生骑着摩托车就走,就在他经过的刹那,摩托车边走,路就边塌。没有躲闪及时,摩托车后轮被陷进了泥坑里。他下车放眼向下望去,黑乎乎的一片,壮着胆子将设备卸下来,推出摩托车,再次捆绑好,回家。“第二天,我回去一看,下面是悬崖峭壁,如果昨晚掉下去了,后果不堪设想。”

自从送电影下乡以来,罗喜生负责汤湖和南江两个乡镇的电影放映工作,每年都要为群众放上百场电影。“做放电影这一行,都是晚上工作,凌晨一两点到家是家常便饭的事。有过那几次经历之后,心里多少有些害怕,尤其是在深夜一个人在路上走。不过一想到电影,这所有的恐惧,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电影的“高低起伏”

“那时候,连续三天,每天都放四场电影,那才叫过瘾呢!”罗喜生介绍,第一次引进武打片《少林寺》,每场都被人挤得满满的,那时电影票才两三毛钱一张,一天下来也可以收到五六百的门票费。

记忆深刻的是放《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电影时,自电影消息传播出后,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该片子持续放映了一个星期,每天都要放三四场,场场都“人满为患”,播放期间,随着剧情的深入,可以清晰地听到观众哭泣的声音,到最后剧场里抽泣声一片,走出电影剧场门时,个个都红着眼圈,都被影片的内容感动了。

“电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异常火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下滑;到2006年,电影产业发生巨大变革。”2006年之前是用胶片,之后是数字电影,用卡播放,比较轻,不用发电机,不用换胶片,方便,画质连贯清晰,储存量大。罗喜生到吉安通过培训后,取得了数字电影放映技术资格证,持证上岗。

“电视、网络就像肥肉,吃多了也想换换口味,看看电影,像《刘三姐》这样接地气的电影。”罗喜生抓住乡村讨亲嫁女、祝寿、办喜事等人群聚集的时候前往放电影,让更多的人享受观看电影的快乐。

他的妻子抱怨道:“你就跟电影过去吧!”每当听到抱怨时,他都会耐心沟通,说:“这个工作,牺牲的是我们一家人团聚的时光,给其他各家各户带来了快乐,也是件好事啊!”

罗喜生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每年从大年初一至元宵节,基本上都天天放电影,那时候老老少少都在家。罗喜生就为当地群众送去“致富经”。播放《大棚蔬菜》《养鱼》《怎样种植金桔》等科教片,一些年轻的小伙,敢拼敢闯的,就活学活用,不出去外面打工了,选择在家乡创业。近些年,在罗喜生的家乡涌现出了年出栏百头生猪户十一户,年出栏鸡鸭百羽近百户,金桔油茶产量年年攀升,农民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村里的生猪养殖户邓先生说:“电影队是我们的老师,是电影引导我们走上致富路。”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本着服务农民的思想,确定深入村组放映为主,圩镇放映为辅的原则。”将穿梭于全乡的崇山峻岭,把电影办成流动影院,搬到农民家门口,以满足农民精神文化生活。

伴随它“与时俱进”

如今,电影是一种文化和一种精神。罗喜生说,他对电影产业充满了希望,认为电影将来一定会有很好的前景。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电影,喜欢电影。罗喜生在放映前好几天,就买来白纸和各种颜料,自己动手制作电影宣传海报,张贴在醒目位置,通过村委会通知群众前来观赏。通过播放实用性强的影片吸引观众。如宣讲农业故事、如何配用农药、怎样防火等专题片,对群众生活生产直接产生效应,深受群众喜欢。同时也将电影送到学校进行放映,根据学校的具体安排,学生的年龄阶段,选择播放影片,比如有关红色故事的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影片,防溺水、防交通事故等科教安全影片,都得到学校师生的好评。

遂川县电影公司经理郭琳向笔者介绍,当前,电影产业在新兴媒体的冲击下,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在国家政策正确的导向中,像惠民工程,让电影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在遂川县像罗喜生这样的老放映员还有好几个,他们是电影发展史的见证者。他们那代人对电影的热爱是无法比拟的,罗喜生60多岁了,身患腰椎盘突出还坚持放映,就像是一头放电影的“老黄牛”。

“我觉得电影很有希望,对电影有深的感情,也在享受这个过程,只要能放就一定坚持下去。”罗喜生自豪地说,只要电影还存在,他放不了了,就让他的小儿子继承,继续坚持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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