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激情与时代的担当——读《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

刘小兵

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文学也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当时的文坛，王蒙、刘心武、冯骥才、张贤亮、陆文夫等一大批作家，以直面现实的真诚和勇气，满怀仁爱关切的济世情怀，纷纷推出了自己的精品力作，造就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繁荣。作家马原认为这是中国文坛的一段“新时期文学”。但遗憾的是，追溯那个文学史上“黄金时代”的文艺作品却不多，好在著名作家冯骥才新近推出的随笔集《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多少填补了这种缺憾，

曾以《三寸金莲》《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等作品驰骋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的冯骥才，尽管近二十年来主要把精力都用在民间文化的挖掘和保护上，但在他的心中，始终对那段“新时期文学”感触良深。在一次参观古罗马遗迹时，作家由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不觉联想到中国的“新时期文学”，于是，在喷薄的创作灵感下，便有了这本12万字的随笔集。

这是一本非虚构的写实作品，书中，冯骥才以翔实的资料，回顾了自己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文学之路，以及所取得的创作成就，并展示了那个时期作家与读者之间特殊的交往关系。作者自豪地写道：“那时一部作品发表激起的反响，对于今天的作家是不可思议的。来自天南海北的信件真如雪片一般扑面而来。”读者的鼓励常常让作家文思泉涌，那时，他一边手夹香烟，一边忘情地投入到写作中，写至忘情处，常常把烟蒂就势在桌面上摁灭……而为了更及时地了解到读者对自己作品的反馈，作家更是把门前的收报箱特意换了个大箱，开箱时还得拿个篮子接着才行，不然箱子一打开，全箱的信就会散落一地……这种真诚而幽默的讲述，充分彰显出冯骥才关注现实、为人民而歌的文学创作观，也从一个侧面，让大众对“新时期文学”的盛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本书还是追缅同道中人，回忆与一些文学大咖神交的一本感想录。这些大咖既有早已故去的冰心、张贤亮、陆文夫，也有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的“常青树”王蒙等人。无论是记事还是忆人，行云流水的文字，处处洋溢着作家真挚的情感、深沉的感喟。如写与张贤亮之间的交往这章，不徐不缓的追叙就写得妙趣横生。有一年，作家与张贤亮一起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国际写作活动，岂料只剩一个月就要回国的时候，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国内发表后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读者盛赞这是一本有温度的书，但文学评论界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作家怕张贤亮回国后再挨重批，于是打电话给王蒙探听讯息，此事最后以巴金写了一篇评述性文章，才波澜不惊地到此为止。一波三折的故事，既透出作家与张贤亮等人惺惺相惜的同志之情，也可以从中一窥“新时期文学”理性、宽容的生存环境。正是这种开放和包容，无论是对身处其间的创作者，还是对当时的文学评论界，都有了更大更广的施展空间，自然，称之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一点也就不为过了。

书中，冯骥才还回答了自己为什么要放下挚爱的文学创作，而转向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1979年他曾写过一篇文章：《作家的社会职责》，他认为作家的社会职责是“回答时代向我们重新提出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作家必须探索真理，勇于回答迫切的社会问题，代言于人民”。或许，正是因为有了“新时期文学”的历练和陶冶，赋予了作家一种责任担当和忧患意识，才让他毅然腾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热情投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并希望能通过自己不遗余力的付出，拯救更多的民间文化“遗珠”，让中国文化在薪火相传中大放光彩。

《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记录的虽是文坛琐事，回顾的也大多是与读者及文学前辈的往来之情，但细微处考量的则是一个作家的良知和世道人心。抚今追昔，“新时期文学”所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定会在新的时代随着中国文学不断向上的内驱力，随着中外文化的日益交流与融合，谱写出更加炫目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