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的“非典型”文人画旨趣
石涛其人,原名“朱若极”,乃明室后裔,别号甚多,又曰清湘道人,又曰苦瓜和尚,又曰大滌子,又曰瞎尊者,画风常随着别号而变动不羁。

           

朱良志在《南画十六观》里说:文人画讲究静气,讲究优雅,石涛的画又“躁”又“硬”,充满喧嚣,看起来和文人画的传统并不符合。但朱先生旋即引张景蔚、陈师曾等评鉴,说石涛是一位表面上不合文人画旨趣、本质上却与之妙然相通的艺术家。

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良志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我读朱先生的第一本书,是他的《中国美学十五讲》,该书在“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中很独特,它不同于一般讲座书籍的口语化,而是用雅致的、修辞的美文来传达中国式审美的意韵。后读《曲院风荷》《真水无香》等作品,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显然,朱良志浸淫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受到晚明风气的熏染,这也解释了他做《石涛研究》《八大山人研究》的缘由。

石涛生活于1642~约1707年,创作丰厚,声名卓著。朱良志做石涛的专项研究,必然要接触石涛的大量诗文。文人画之意趣不仅在画,更体现在诗文、书法、绘画、印章之融为一体。朱良志纂辑校注而成的《石涛诗文集》,当仔细品读。

石涛其人,原名“朱若极”,乃明室后裔,别号甚多,又曰清湘道人,又曰苦瓜和尚,又曰大滌子,又曰瞎尊者,画风常随着别号而变动不羁。这意味着他游移不定的飘零身世,也意味着他有意识地在变化了的社会形态中不断形塑自身。

石涛有幅佳作《睡牛图》,意韵近似“庄生迷蝶”,题跋叙作诗之因缘,愧己不屑与村老交识。骑在牛背上,石涛是否向往渊明的生活?但石涛做不到出世,反而相当入世。石涛有很多花果别册,亦有饮茶饮食录,然并非人淡如菊的闲静,而是透露江南文化的把玩和享受的心态。通过石涛的《从陈贞庵学竹》《与廷佐谈写梅》等诗文,能更好理解他的艺术理念。石涛有一首《题画山水》:“丘壑自然之理,笔墨遇景逢源。以意藏锋转折,收来解趣无边。”简短的廿四字,蕴含丰富内涵,高度概括了石涛“收来奇峰打草稿”的创作观。

前些日子,京城有四僧画展,我未得余暇去观赏,后来在网上读到一篇署名“DawanArt”的文章———《石涛:只因情色动江关》。作者借助美国艺术史家乔迅(Jonathan Hay)在《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中的理论,侃侃而谈文人的情欲。通过一系列的比较分析,最后将石涛与魏晋风流,尤以刘伶的“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之风范并论,得出“在石涛纵横恣肆的笔墨和画面表现下,释放出的是竹林七贤的旷达不羁”的结论。解读颇有意思,可见石涛的“非典型”气质。但有过于依赖视觉学说,有些西方观念套用中国情境的尴尬。我之陋见,石涛的文艺美学深刻浸透着禅宗的“色空”思想。这是明清交替之际,因自己之特殊身份,亦因江南奢靡浮华之气息,自然而然渗透在石涛笔墨间的心境。

这样的遭际,这样的态绪,石涛与八大山人才会一见如故。石涛作《题八大山人水仙》《题八大山人洗钵图》,又“闻先生花甲七十四五,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皆”,惺惺相惜,灵犀一脉。石涛具有浓厚的城市文化特征,可从他广泛的人际圈子得到印证。当时很多文人先后进入艺术市场,石涛卖画就表现得非常坦然。比如《致江世栋札五通》,语貌端肃,却是陈述“只因家口众”,催着对方快点来取。当然这也跟石涛晚景窘困,全靠手中墨笔度日有关吧。另有许多的诗文酬唱,不乏张潮、曹寅等名士。自然、闲淡的品格有高下之分,沉浸、内蕴的诗味有远近之别,而他们的修养、个性、气质和艺术观念构成了当时的文人生态。

石涛作品种类繁多,风格各异,导致伪作、赝品流世颇多。朱先生做了细致的梳理,标明诗文原作的出处,还凭借自己的学识,对入选的作品一一提点、考辨。当然,个见或有疏漏,我们要多方聆听采纳。因篇幅所限,书画鉴别之展开也是有限的,听闻朱先生另有近作《传世石涛款作品真伪考》,待他日,后学再作研读。

石涛(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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