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志在《南画十六观》里说：文人画讲究静气，讲究优雅，石涛的画又“躁”又“硬”，充满喧嚣，看起来和文人画的传统并不符合。但朱先生旋即引张景蔚、陈师曾等评鉴，说石涛是一位表面上不合文人画旨趣、本质上却与之妙然相通的艺术家。

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良志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我读朱先生的第一本书，是他的《中国美学十五讲》，该书在“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中很独特，它不同于一般讲座书籍的口语化，而是用雅致的、修辞的美文来传达中国式审美的意韵。后读《曲院风荷》《真水无香》等作品，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显然，朱良志浸淫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受到晚明风气的熏染，这也解释了他做《石涛研究》《八大山人研究》的缘由。

石涛生活于1642~约1707年，创作丰厚，声名卓著。朱良志做石涛的专项研究，必然要接触石涛的大量诗文。文人画之意趣不仅在画，更体现在诗文、书法、绘画、印章之融为一体。朱良志纂辑校注而成的《石涛诗文集》，当仔细品读。

石涛其人，原名“朱若极”，乃明室后裔，别号甚多，又曰清湘道人，又曰苦瓜和尚，又曰大滌子，又曰瞎尊者，画风常随着别号而变动不羁。这意味着他游移不定的飘零身世，也意味着他有意识地在变化了的社会形态中不断形塑自身。

石涛有幅佳作《睡牛图》，意韵近似“庄生迷蝶”，题跋叙作诗之因缘，愧己不屑与村老交识。骑在牛背上，石涛是否向往渊明的生活？但石涛做不到出世，反而相当入世。石涛有很多花果别册，亦有饮茶饮食录，然并非人淡如菊的闲静，而是透露江南文化的把玩和享受的心态。通过石涛的《从陈贞庵学竹》《与廷佐谈写梅》等诗文，能更好理解他的艺术理念。石涛有一首《题画山水》：“丘壑自然之理，笔墨遇景逢源。以意藏锋转折，收来解趣无边。”简短的廿四字，蕴含丰富内涵，高度概括了石涛“收来奇峰打草稿”的创作观。

前些日子，京城有四僧画展，我未得余暇去观赏,后来在网上读到一篇署名“DawanArt”的文章———《石涛：只因情色动江关》。作者借助美国艺术史家乔迅（Jonathan Hay)在《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中的理论，侃侃而谈文人的情欲。通过一系列的比较分析，最后将石涛与魏晋风流，尤以刘伶的“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之风范并论，得出“在石涛纵横恣肆的笔墨和画面表现下，释放出的是竹林七贤的旷达不羁”的结论。解读颇有意思，可见石涛的“非典型”气质。但有过于依赖视觉学说，有些西方观念套用中国情境的尴尬。我之陋见，石涛的文艺美学深刻浸透着禅宗的“色空”思想。这是明清交替之际，因自己之特殊身份，亦因江南奢靡浮华之气息，自然而然渗透在石涛笔墨间的心境。

这样的遭际，这样的态绪，石涛与八大山人才会一见如故。石涛作《题八大山人水仙》《题八大山人洗钵图》，又“闻先生花甲七十四五，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皆”，惺惺相惜，灵犀一脉。石涛具有浓厚的城市文化特征，可从他广泛的人际圈子得到印证。当时很多文人先后进入艺术市场，石涛卖画就表现得非常坦然。比如《致江世栋札五通》，语貌端肃，却是陈述“只因家口众”，催着对方快点来取。当然这也跟石涛晚景窘困，全靠手中墨笔度日有关吧。另有许多的诗文酬唱，不乏张潮、曹寅等名士。自然、闲淡的品格有高下之分，沉浸、内蕴的诗味有远近之别，而他们的修养、个性、气质和艺术观念构成了当时的文人生态。

石涛作品种类繁多，风格各异，导致伪作、赝品流世颇多。朱先生做了细致的梳理，标明诗文原作的出处，还凭借自己的学识，对入选的作品一一提点、考辨。当然，个见或有疏漏，我们要多方聆听采纳。因篇幅所限，书画鉴别之展开也是有限的，听闻朱先生另有近作《传世石涛款作品真伪考》，待他日，后学再作研读。

石涛（清）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