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托尔斯泰在公众心目中的定位，就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想起他来，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不朽经典，赞叹他那辉煌的文学才华。其实，除了文学方面的才华之外，托尔斯泰还拥有着另一种可贵的精神品质———挺身而出的正义感！

1908年5月10日，托尔斯泰从报上获悉20个农民因抢劫地主庄园被判绞刑的消息，立即写文章进行抗议。那20个农民，他一个也不认识、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他的抗议对象，是拥有数十万军警宪特的强大的沙皇政权。向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发出抗议，显然是极其危险的，然而托尔斯泰却坚定地表示：“我不能沉默！”他在文章中替这20个农民进行辩护，说他们并没有犯罪，说他们只是一群“不幸的、被欺骗的人”；相反，他指责整个专制制度才是真正的罪犯！他对沙皇政府对民众进行屠杀的野蛮行径极为愤慨，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的欺骗本质：“你们别说你们做的那种事是为人民做的。这是谎言。你们所做的一切肮脏的事，你们都是为自己做的，是为了维护你们的既得利益，为了实现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为了自己能在那种你们所生存并认为是一种幸福的腐化堕落之中再生活一些日子。”他断言说：“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连同你们的搜查、侦查、流放、监狱、苦役、绞架，———所有这一切不仅不能把人民引诱到你们意想达到的状态，而是相反，会增添愤怒，排除任何安定的可能。”他当然清楚这篇文章将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危险，但他毫不畏惧：“我写下这篇东西，我将全力以赴把我写下的东西在国内外广泛散布，以便二者取其一：或者结束这些非人的事件，或毁掉我同这些事件的联系，以便达到或者把我关进监狱，或者最好是像对待那20个或12个农民似的，也给我穿上尸衣……”

这篇文章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令沙皇政府十分尴尬，当局恼羞成怒，逮捕了刊载这篇文章的报纸发行人和一些读者。但由于托尔斯泰是拥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家，当局不敢对他动手，只能在暗中对这个多管闲事的老头子恨之入骨。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的写作明显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早在他写出《论饥荒》后，沙皇政府就想将他监禁或流放，但因他拥有的巨大声望而中止。他感受到了危险的存在，却并没有停止批判：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他写了《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第二年又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他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在革命失败后，他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了《我不能沉默》……“‘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克列孟梭起草的《知识分子宣言》修正了“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的创作行为是否伴随着崇高的责任感，决定了其作品的精神向度和普世价值。艺术家不应该只醉心于自己营造的小天地里，不应该只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他的创作，应该关乎道义、良知，应该关乎公平、正义，应该以强烈的责任感来关注周围的世界，对弱势群体进行人文关怀，并为他们所处的不公正境遇发出尖锐的呐喊，诚如奥威尔所言：“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沉默就是对不公正行为的纵容。爱默生认为：“人文知识分子不应该把对知识的追求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追求知识和真理是不可能为他带来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质利益的。他只能依赖另一些职业生存，例如，充当灯塔的守望者。”

晚年的托尔斯泰，其实就充当了“灯塔守望者”的角色。面对不公正的社会现实，他没有把“沉默是金”当成处世的金科玉律，而是发出了锐利的呐喊：我不能沉默！他也因此成为良知和道义的捍卫者，在历史的星空留下了绚丽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