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传统文化致敬 八个人八种声音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呼吁,“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一语道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呼吁,“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一语道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巨大影响和贡献。

2014年,习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近200年间,世界剧烈变革,中华文化传统遭遇过困惑和犹疑。到达全球化浪潮汹涌的今日,站在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河床上,面对“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中华文明,我们意识到了,以“文化根性”涵养时代气质,抚平浮躁,滋润身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书法进课堂”到编纂“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到语文教材加大传统文化比例,从喊出“清明端午中秋我们的节日”到“24节气申遗成功”,从电视节目《中国诗词大会》跑火到《朗读者》《见字如面》的叫好叫座……这种种无一不在说明,人心思归,回到“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追寻文化水脉,瞩望文化复兴”是越来越多人的心愿和选择。

在“4.23”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庐陵悦读》沙龙,从书法、典藉、书信、朗读、诗词、阅读等多个方面记录了我们向传统文化致敬的诚意。而庐陵文化专家李梦星关于庐陵文化梳理编撰的纪实稿件《书山有路苦登攀》,更是吉安文化人践行对于传统文化的崇仰和承继的有力证明!

草木蔓生,春山在望。文化自信,未来可期。

书山有路苦登攀

——回望庐陵文化研究和普及书刊

◆李梦星

(吉安市作协、民协副主席,出版庐陵文化书籍十余本)

回顾庐陵文化研究和推介的历程,不胜感慨。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痴情于传统文化的人士多年努力,才使曾经辉煌夺目却沉寂多年的庐陵文化,抖落历史尘埃重现光彩。这不仅增添了吉安人的文化自信,更为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夯实了基础,提供智力支持。

辉煌千年的吉安传统文化,一直没确切的名称。1995年全省开展赣文化大讨论,认为吉安是赣文化的重要支柱。第二年,吉安师专召开庐陵名人研究会成立大会,首次提出了“庐陵文化”的概念,20年间逐步得到党政和学术界的认可。俗话说“纸传千年”,对历史和人文的研究,最好的方式是以书和报刊的形式存留,传播开来。无法统计20年来编印了多少庐陵文化的书籍,估计不下百种,涉及各个方面,有研究性的,更多是普及性的。我难以收罗所有,只有对参与编写和有过交流的书刊,作初步梳理和说明。

一类是综合性的。首次向全国推介庐陵文化,是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2002年第三期“庐陵文化专号”。2001年,吉州区委书记王先侯提出要高层次介绍庐陵文化,指派我和刘文源教授负责联系和组稿,我市主要文史学者参与其中,还特邀了外地专家撰稿。几位博士编辑到吉安考察数日,认为出专号有价值。该刊在文史界久负盛名,是公认的权威刊物,向海内外发行量5万余份,影响深广。1999年地委宣传部编印《可爱的吉安》,主要内容为传统文化,向中小学发行四、五十万册,普及面极广;2009年市委宣传部编印《庐陵文化丛书》12本,每本一个专题,我写了《庐陵先贤》;市委宣传部又在2013年出版《吉安城市精神》,我写“正气篇”。市教研室编写从一到九年级的地方语文教材,曾在2004年出版过一套;2009年修订再版为《庐陵文化读本》,精选古代名篇和当代佳作,向全市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发行,影响力不可估量。我在2001年出版《庐陵文化纵横谈》,是第一本比较系统介绍庐陵文化的专著,虽然浅显了些,但敝帚自珍。2001年吉州区委任我兼职创办《庐陵文化报》,是吉安第一张专门介绍地方文化的报纸,到2007年共出97期。《井冈山报》《吉安广播电视报》《吉安晚报》、吉安电视台等地方报台,十多年来坚持开设专栏或专版,为庐陵文化的传播推波助澜。第二类是专题性的,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名人的研究是强项。1995年刘文源教授主编《吉安古代名人传》,众多作者撰稿,共介绍了70位名人,我写了周必大。这是首次大规模挖掘整理名人史料,后来不少文章就是引用其中的材料。井冈山大学的学者对吉安历史名人作了系统研究,如刘文源对文天祥、刘德清对欧阳修、萧东海对杨万里、李仁生对周必大、陈冬根对解缙等研究均有专著,成果丰硕。研究方向从名人向名胜和村落以及民俗拓展。黄年凤的《白鹭洲书院史话》、高立人的《吉州窑》、李桂平的《万安十八滩》、我的《吉安名胜》以及和刘宗彬合写的《青原山史话》等,推介了全市主要名胜。吉安古村遍布并集中了传统文化精华,我撰写了《庐陵宗族与古村》;中国民协主持的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丛书中,《渼陂》《钓源》由我供稿;我和刘黎霞、段金梅合写的《卢家洲》,周小鹏的《谷村沧桑》及其和陈橹合写的《燕坊》,均为传统村落研究专著。市文化部门编的《庐陵风韵》,首次介绍了72个省级以上“非遗”项目。黄桃红的《吉安民俗》,我主编的《吉州民俗》,李柳生的《庐陵守艺人》和《寻味庐陵》,都反映了多彩的民间文化遗存。第三类是史料整理和志书标注。这是项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如汪泰荣的《庐陵古文献考略》《吉安书院志》和点校光绪版《吉安府志》等,刘宗彬的《吉安历代进士录》和合注的《须溪词》,李希郎点校的《谷村仰承集》,还有永新县点校明代县志等,都要花费很多精力,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我市文学界也都以文学的方式颂先贤描乡景抒乡情,诠释传统文化。市政协编写《庐陵文化博览》后,从2011年始每年出版一本庐陵文化书籍。各县区几乎都编印了文史资料,如青原区编印《青原山志》,还出版青原山丛书6本;新干有文化丛书6本,吉水有《千年吉水》4本,永丰县有欧阳修丛书5本等等。井冈山大学和市外学者研究庐陵文化的书籍众多,不一一例举。

虽然成果可观,但还存在问题和困难。如还有不少空白点、各自为阵、缺乏整体规划等。在“庐陵文化”这座大山面前,我辈还只是爬上个小坡,无限风光在远处高处,需要一代代人坚忍不拔地携手登攀。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地推介,让更多的人知晓吉安人文的丰厚和优美,还任重道远。利用资源开发出产业,则更需胆略、眼光和智慧。

但留半亩读书声

◆梁华

(60后,央企离职干部。爱好诗词楹联、朗诵)

某一时刻,眼前常会出现一些画面:细雨、松涛、溪流、鸟雀、夜色……或许还有学堂。这许多没有关联的画面,突然间会让自己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感觉自己被分裂又被聚合了。分裂的是各种画面的不断切换,聚合的是:声音。

韵致律动的声音,往往给人以悦耳的美感。而声音背后的许多过往,总是没有征兆会勾起我的一些寄情。

雨滴落在地上,枝杈间偶尔传出三五声鸟啼,几辆车流从身边掠过。而这所有的声音,却被路旁围墙内的另一种声音替代了,让我驻足闭目侧耳。“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围墙内教室里传出了声音,孩子们在齐声诵读,他们将风声、雨声、植物拔节声传递给我。这是人们融入自然感受事物所发出的可供观瞻的景致。

有人说,读书诵诗的意义在于学习知识。我说,读书就是融情融景,诵诗本身也是美。

孔子说过:“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谋。”今天的我们,能否在诵读古人的诗书中寻找到与他们同居一时一地同谋一事一景的感觉?

吟诵诗歌,历来是中国文人传承汉文化脉络的象征。读书自古皆吟诵。古人创作诗歌时,通常都是在见景见物见事后,先吟诵再三,而后记录。李白的诗作今存近千首,而我们能见到他唯一的墨存手迹只有一帖二十五字的《上阳台》。接下来的情景完全可以想象,诗人在一次宴会上,面对席间的主人宾客和美酒佳肴,神态微醺,前后其步,举杯吟诵《将进酒》的时候,必定是将自己融入了诗句的精神内涵和审美韵律中,不应该是照本宣科。上千年的时间,我们的诗人一直是用吟诵的方式来创作诗歌。《红楼梦》描写贾宝玉题大观园的章回,就给了我们这样先吟后题的现场感。而今天的诗歌创作,叫作写诗不叫吟诗,已少有了许多的声韵音律之美。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样一个场景中。野外,一群女子正在采摘野生植物,她们一边劳动一边集体唱诵,无拘无束,自觉自然,这是《诗经》中《国风·周南·芣苢》的一个景象。这种充满了劳动欢欣,洋溢着劳动热情的歌谣,也是通过吟唱方式传递的。后来人们将这些歌谣以及雅乐和祭乐整理成文字,才有了我们所知道的一种转述叫作“诗云”,它与孔子的言论合并,称之为“子曰诗云”。

幸好,一直以来,我们始终为中国式吟诵读书留有半亩方塘。让我们依然可以在“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一鉴开的地方,领略并亲身感受。这源头活水,是我们“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修身方式之一,更是中国思维和精神的重要承载方式。也许今天的我们可以在这半亩方塘中寻到些什么。是什么呢?是时空。在时间和空间里,寻找中国式吟诵,寻找和建立中国人几千年本有的天地理念。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屈原的声音。他独具个性地吟诵着自己的辞章骚句,把中国诗歌带入一个由前人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

又来到这所曾让我驻足的学校,这一次我受邀校外辅导员,与同学们约会在春天的古诗里,一起解读吟诵。这是我们现在的声音。我能感觉到这声音往来穿梭于古今的时空间,没有谁能将它夺走。

我唯有为这样的声音欣欣然吟诵一回。

读书,让书法走得更远

◆王渐鸣

(原名王建民,中国书协会员、江西省作协会员、吉安市书协副主席)

书法,是我国的国粹。然而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书法的地位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它被认为是“文人余事”“壮夫不为”,或者“好字不如烂画”。尤其十年浩劫后,西风东渐,崇洋媚外的人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书法一度被当作落后与陈腐的封建糟粕遭到唾弃。折腾了一大圈,现在回头一看,人们才意识到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才是最好,这才有了今天习总书记所提出的要“文化自信”,要保护和传承好包括书法在内的传统文化。对书法的重视,目前达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新高度。2013年,国家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要求从小学起全面开设书法课。今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对中华诗词、书法绘画等的扶持。我们幸运且欣喜地看到———书法的春天真的来了!

书法与京剧、武术等传统艺术一样,它首先是一门精深的技艺。既然是技,就应有它的法度,有它的规矩。从笔法,到字法(结构)、章法、墨法都有它的基准。如果连“法”都没有,任笔为体,信手涂画,那只能是杂耍式的“假书法”。一艺之精,先修其技。没有哪个唱京剧的不是从练吊嗓子开始,也没有哪个武术家不是从练马步开始,一个从不临帖的人,决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

书法是一门技术活,没有相当的专业修养和功底是不行的。但若仅止于此,顶多算个书匠而已。古时候大多数人能写一手好字,但以书法名传后世的又有多少呢?宋朝有个叫王著的,因为字好被皇帝看中,入了翰林院,负责制诰。比起硬工夫,苏轼不是他的对手,苏轼也懒得去比,自嘲地说“我书意造本无法”。他不是真不懂“法”,是追求“法”外更高的那个“意”。由技进乎道,这里有一个门槛,王著没越过去,死后没有书名;苏轼越过去了,卓然一代大家。何故?黄庭坚一语道破天机:“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使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钟繇)、逸少(王羲之),只是俗人耳!”王著的才学比不上苏轼,写出的字也只能是实用的俗体而已。附丽于文字之外的道德、学问等,才是决定一个书家艺术纵深度的最终要素。所以,蔡京书法虽好,却因奸恶之行被排除于“宋四家”之外;民国时有个叫唐驼的,所题匾额对联遍布上海滩,因胸无点墨,今天已泯然无人知矣。

艺术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道德层面的因素暂且不议。数千年来,衡量一件书法作品雅俗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是否具有“书卷气”(清中晚期随着碑学的兴起,才出现另一个标准“金石气”)。所谓“书卷气”,是指充盈于纸上的典雅、清逸的韵味,是只有博览群书、心境澄明的读书人才有的气息,故又称“士气”。与之对应的是俗气、匪气、油气、村气、匠气、寒伧气、江湖气。黄庭坚之所以推崇苏轼书法,就在于“(东坡)学问文章之气,郁郁纤纤,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

书卷气是无法直接学到的,只有靠自己去读书,去涵养,去苦练字外功。读什么书呢?我觉得今天的书法家,必不可缺的要读诗词、读文史、读书画史和艺术评论,读人物传记,最好也读点哲学。既博且专,含弘光大。在这个过程中陶冶性灵,变化气质。古代的书法名家,都读过经史子集,这是我们远远比不上的。近代如吴昌硕、赵之谦、齐白石几位大师级人物,无不是诗书画印,四项全能。现代的林散之、沙孟海、启功谁不是学富五车,文化功底深厚?“书家本色是诗人”“我以我手写我心”,只有到此境界,这样的字才不只是字。从一根线条中可读出血肉筋骨,从一行字中可读出喜乐哀愁,从一个尺幅之间可读出风神气韵,从一部书法史中可读出国运兴衰。

近30多年来,以展览带动了书法的普及。当下,随着国家层面的重视和推动,能写一手好字的人越来越多,许多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在临帖的程度上直逼古人。中央美院的邱振中教授就曾坦言:当代优秀的书家,在技法的能力上已超越明代。然而,在文化的层面上呢?我们离古代书家还有十万八千里。很多书家满足于抄写唐诗宋词,落个长款就语句不通,作品中繁简字乱用,能不令人羞愧、反思么?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30年,热爱书法的人会比现在多得多,总体水平也会比现在好得多。当人人都写得一手好字时,谁的作品会更加受人青睐,乃至于流传后世?答案是勿庸置疑的,一定是那些敬畏传统、传承经典、身端品正、积学饱读之士!

在书籍的密林里狩猎

◆曾孜荣

(江西吉安人,中信美术馆执行馆长,中信书店副总经理)

近一千年前,苏东坡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如果苏东坡活在今天,他的惋惜喟叹不知道要翻几番。因为“有书而不读”的情形依旧,而今天书籍出版的书种,相比一千年前的北宋,“日传万纸”的量级,更是远超一个读者所能承受的范围。

有人做过统计,从汉代至民国,两千多年出版的书籍,流传至今的大约十八万种。而现如今呢?一年出版的中文图书,就达十八万种!书籍的森林,迅速繁衍得无比浓密和深沉。

一切都在快速膨胀,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一天仍然只有24小时。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亮被国人誉为智慧与谋略的化身,据《三国志》记载,其有别于他人的读书之法是“观其大略”。也就是说,诸葛亮读书,既不是精读,也不是熟读,而是一种略读。诸葛亮为何先观大略?主观上有其自恃才智,一点即通的因素;客观上,三国时的简牍书籍早已汗牛充栋,不似上古那般稀缺,“以腹为笥”极不明智,博采众长才是当务之急。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是恬淡自适、闲逸随性这派中国文人的祖师。他是出世者,如果读书苛求甚解,费心劳神岂不自寻烦恼?反倒影响了他以读书为消遣的本心。

不求甚解绝非偷懒,只是避免对经典做过度阐释,比如《诗经》之《关雎》,只是一首情诗,《毛诗序》却将它与“后妃之德”联系在一起,唐代孔颖达说此诗文王教化民众,宋代朱熹干脆坐实诗中的“君子”是文王、“淑女”是文王妃子太姒……弄得后人再没有想象的余地。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朱熹《训学斋规》

宋朝大儒朱熹热心教育与功名,自然反复强调“熟读精思”,也就是要细心多思,反复琢磨,边分析,边总结,使书中道理如出于自己口中、自己心里。

朱熹批评那些性子急的人,一打开经典就忙匆匆往前翻。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小碟大盘,虎咽狼吞,食不知其味。究竟应该怎样读经典呢?朱熹接下来说:“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

“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苏轼《东坡文集事略》

“一意求之”、“由此及彼”是文豪苏东坡首先提出的。大意是说,我们如果想要了解某个专门领域或是解决某个具体方面的问题,就要带着这个问题,集中精力有的放矢、有所针对地阅读一系列相关专题书籍,这有点像近世大学的课题研究了。

《孙子兵法》中有“敌分我专”的说法,八面受敌绝不应八面出击,而要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达到各个击破敌人的目的。苏东坡灵活运用了这种方法,从不囫囵吞枣浅尝辄止,而是集中精力,一本书关联到另一本书,一个专题接下一个专题,“一意求之”,各个击破而彻底消化。如此将头绪纷杂、内容浩瀚的书籍资料分割蚕食。

最后再讲一个传奇,明末清初最著名的读书人顾炎武,“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三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

就这样,他一人二马三骡,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如此几十年,写成囊括全国山川地理的专著《肇域志》,考察农田、矿产、交通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读书笔记《日知录》和《亭林诗文集》。

这样的狩猎过程,堪称猎人之登峰造极;这样的狩猎乐趣,密林外的非猎人可能永远无法体会。

纸笔鸿雁风物远

◆黄友祥

(吉安市教研室高中语文教研员、特级教师)

你上一次写信是什么时候?最后一个给你写信的人是谁?

如今快。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微博微信拉近了时空距离,纸笔鸿雁的季节正在远去,无需回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模样。但在变化中,人们总对那些有更悠久历史、更浓厚田园风的“雁寄鱼书”时光,有更多的情感偏好。证据至少有二,其一是黑龙江卫视一档安安静静的读信节目《见字如面》,一夕之间走红,单集播放量几乎全部过千万;其二是日本文化便利俱乐部公司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日本父亲最想从子女那里得到的父亲节礼物是书信。

现在我们的手机,有128G内存,能存下多少文字、照片、视频?却似乎及不上一张薄薄信笺的分量;发上几万次我爱你的表情包,却似乎不如一封字迹拙劣的情书来得诚恳。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为何?

从前慢,两个人,一封信。

先读读英国诗人布鲁克写给恋人凯思琳·尼斯比特的信吧。作为英国妇孺皆知的战争诗人,布鲁克聪明、爱运动且相貌英俊。他在信中向自己的恋人、美丽的女演员凯思琳·尼斯比特描写了自己在萨摩亚乡村的游历:“这家人家夫妇俩,膝下有九个儿女———最大的是一位亭亭玉立、二八年华的美人儿,最小的是一个一岁上下、圆滚滚的胖娃娃,外加一狗一猫,一只傲慢而歇斯底里的老母鸡和一只大红大绿、俗不可耐的八哥儿,瞪着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在屋顶和椽梁之间来回逡巡,想找个地方……每天两次,不偏不倚,都是拉在我的帽子或衣服上。”在这里,不仅仅是互通音讯,也不仅仅在于表达了深挚真纯的感情,而在于写信者有足够的耐心去描摹叙述,将自己的所见所感传达给对方。这样的交流,不喧嚣,不着急。它就是那种淡淡的、干净的、温和的舒服。这让人想起另一封书信,三国时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曹丕这封问候好友吴质,与好友叙旧的短笺,笔墨自然而然地回忆当年与诸友的交游。书信最令人神往而欲追摹的,正是那份“想起你了,咱们随意聊聊天”的意趣。刘勰给“书”的定义,“书者,舒也”,舒也,从容也,散淡地聊个天吧。

书信的好,或许还因为有一个能够读懂的收信人。“今天我感到非常烦闷/我想念你/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和你踏着星光走去/想起了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想起了欲语又塞的时候/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战友/因此我想念你。”这是1978年5月21日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信。最洒脱不羁的人,也会为情书里的柔肠百结击中,年轻的李银河走进了和王小波“美好得不可思议的感情”。笔下走墨两三行,心中情绪千百般。最令人追索回味的是,你的致意,我恰巧接住了,莞尔一笑,从此千山万水,长亭连短亭。

相较于键盘书写的便捷和网络传递的迅速,书信的问候慢得像蜗牛爬行。公元1061年,东坡签署凤翔府判事,子由留京陪侍父亲,兄弟俩每月互相寄信一封,信件从京师送到凤翔需要十天,从凤翔送到京师又是十天,却三年未曾间断。期间,东坡致信子由,“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自此,“夜雨之时,对床长话”的念想,常常出现在他们的书信中,伴随着兄弟俩在宦海中浮沉,在人世间飘零。庆幸,东坡和子由生在通讯不发达的宋代。若是今天,这如小火煨着的对床夜雨之思,恐怕早被一通电话消解得了无踪迹了。从前慢,慢得恰到好处,慢得真纯可爱。

书信的季节过去了,但经历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书信文化魅力,还在。那些有待描摹的风物,依然留在萨摩亚乡村,留在对床长话、夜雨之时。读一封信否?感受隔着千年时光的切切殷殷;写一封信否?传递卿卿如晤见字如面的美好。

鸿雁飞,双鲤致,纸笔鸿雁风物远。

河山之上,诗亦有魂

◆温志琳

(吉安市作协、摄协会员,供职于吉州区政协)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岁尾年初,《中国诗词大会》火了电视荧屏,热了古典诗词。十六岁女孩武亦姝脱口而出的诗句出自《诗经·豳风·七月》,描绘的是西周初期的农耕生活图景。

文学之河源远流长。划着小船溯流而上,你会惊喜地看到,它是一条金光闪耀的河。

那闪闪发光的,就是诗歌。

劳作的男人和采芣苢的妇女走到河边来了,哼着小调在河中濯足。晨雾迷蒙,你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待移船近岸,人已散去,河边留下一片素朴简美的砂金石。数一数,305块。有人把它们排成了三个方阵,旁刻二字,“诗经”。

峨冠博带身佩长剑的屈原在河边徘徊,他手里捧着一块色彩奇绚的金石。那是诗人忧郁的心血与砂金淘炼而成,后人称之为“楚辞”。

汉魏晋长长的一段河岸上,来来去去诸多豪杰侠客隐士。仔细分辨,有曹操曹植阮籍嵇康陶渊明鲍照的身影,他们长吟短啸,手执光华灼灼;更多葛衣庶民吟唱着民歌野谣,从河中淘出金砂,被收贮到一个唤作“乐府”的房子里。

至唐朝,哎呀不得了,你的眼睛根本顾不过来:俊逸王勃、潇洒李白、沉郁杜甫,张若虚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崔颢高适岑参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挡不住的八斗才情,压不住的泉涌灵感。诗人们行走于河岸河滩,吟诵唱和。这是碎金只能用来铺地面的时代,壮观辉煌至极:滕王阁盖起来了,太行山垒起来了,锦官城筑起来了……明月照春江,诗潮滔滔向东去。

月迷津渡,河流转了一个弯。柳永欧阳修苏轼秦观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宋代的诗人词人另辟蹊径,淘炼美丽的彩金。偶而豪放长婉约,举首高歌大江东去金戈如虎,浅斟低唱烟柳画船聚散离愁。

光阴梦蝶,功名是空,白朴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袁枚,洒脱自适闲信步。元明清,散曲气韵生动,民歌余音绕梁,金滩上光烁点点。

“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回首间,你看到的河流又是另一番景象。

世易时移,自“五四”以降,白话文和新体诗以更自由的表达形式成为文学主流,孰优孰劣的讨论几乎没有意义。世间万物,消长有时,古典诗词的衰弱乃必然。你也许要问:这来自远古的深厚源流,能否浇灌今日文化之树的根基?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行舟生命之河的你我,何妨从古典诗词之河掬一捧清亮水,淘一把岁月沙,让人生旅程因欣赏美、感受美多几分欢喜?

美在韵律文采。韵文起于散文之先,是世界文学演化的通例。得益于汉文方块字的机巧和语音的四声变化,中国诗词读之琅琅,书之简约,形式美近于极致。从“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从“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到“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起源于民歌的诗词,采用重复、押韵、对仗等形式,韵律巧妙回旋,节奏感和音乐性极强。诗歌用字千锤百炼,极尽文字之美,凝炼的诗句一旦译成外文,美感顿失大半,诚如木心先生所言“真能体会中国诗的好,只有中国人”。

美在山水自然。山水入诗,古已有之。南朝,谢灵运蹬着“谢公屐”,“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将山水由背景推到了前台,从此山水诗歌一发不可收。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云蒸梦泽,波撼古城;瀚海阑干百丈冰,西塞山前桃花水,太白鸟道峨眉巅,斜月沉沉海雾生……自塞北至江南,从高山到大海,无景不入诗,无诗不画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诗歌关乎自然,关乎山水,关乎生活在山水自然中的人。山有山魂,水有水魄。河山之上,诗亦有魂。

美在人生情怀。“江月年年望相似,人生代代无穷已”,宇宙永恒,人生无常。诗歌里有执手偕老的坚贞,有路漫漫其修远的求索,有拔剑四顾的茫然叹息,有多病登台的独自沉吟。叹衣食之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悲家国难再,“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感悲欢离合,“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人生逝去的一切,留在了永恒的诗情里。

时光之河流淌不息。面对今日物质空前丰富,精神相对浮躁,俗气戾气渐重的社会,也许你又要问了:美又有什么用呢?其实,正如蔡元培先生所主张的“以美育代宗教”,小武亦姝已经给予我们启发了:看似无用的“美”之文化积淀,也许能帮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更优雅地遣词造句,更热切地亲近自然,更善意地对待社会,更沉静地面对人生。

“天下之至柔,驰聘天下之至坚”,愿我们从美的欣赏和创造出发,少几分空虚庸碌的迷茫,多几分智慧豁达的定力,寻找到灵魂的归宿。

文以载道

◆傅洪文

(金融从业者,文学追梦人,以文作舟)

写下这个题目,心里是颇有些忐忑的。文以载道在每个读者的心里,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和标准。况且,一个写作者常把“文以载道”挂在嘴边,多少有点王婆卖瓜。

但转念一想,古人不是常常说文可安邦,武能定国吗?既然文章是经国事业,文以载道起码是件光彩的事情。但这个理由似乎并不充分,明末以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就不买这个账。带头大哥袁宏道说,文不必秦汉,诗不必盛唐,进而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这个公安派在当时的文坛可了不得,在文体的清新活泼上,在肯定人的天性和倡导人的个性解放上,他们确实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不买这个账的还有乾嘉时期的“性灵派”,恰巧这个“性灵派”的带头大哥也姓袁,就是写了《随园诗话》的袁枚。为了反对文以载道的传统,这位袁大才子直接对儒家经典发难,说“六经尽糟粕也”。干脆利落地把几千年来读书人奉若圭臬的圣贤之道一脚踹进垃圾堆里。

客观地说,崇尚性灵本来是件好事情,尤其是在高举德先生、赛先生大旗的现代,力求思想解放,追求个性的自由表达,是有其先进性的。若往前追溯,这个先进性传统还可以追得更远,散文可以追溯到《庄子》,诗歌可以追溯到竹林七贤,文学评论可以追溯到钟嵘的《诗品》,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李贽的童心说。这位李卓吾先生甚至说:《六经》《论语》《孟子》使人童心沦丧,真心泯灭,成了假面人,说假话办假事。

把童真、性灵、天性推崇到如此高的地位,把儒家思想贬得如此一文不值,是我们反对性灵说的主要原因。其实公安派也好,性灵说也罢,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远远逊色于他们作为文学思潮的先驱作用。这已经是文学史的共识。但就是这种崇尚性灵,童真,天性,专注于小情调、小细节并将它推崇至极的思潮,正影响当代一大批散文、诗歌写作者。现在的文坛,似乎不写点所谓“纯个人的体验”就不先锋不时髦。而文以载道的传统则被当成伪善、道学、撒谎。

我们历来主张“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个道义,不就是几千年来沉淀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吗?只不过它更多地表现为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还须加上社会主义优秀文化和革命传统。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朱子存天理,王阳明致良知,在民族英雄文天祥那里则是天地正气。若是抽离了这个文化内核,还有《诗经》《离骚》《史记》《前后出师表》《岳阳楼记》《正气歌》吗?我们常常自豪于拥有唐诗宋词,但没有了杜甫的“三吏、三别”,没有了苏、辛的豪放壮烈,没有了边塞诗派,没有了大漠雄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边关冷月里的家国情怀,我们的文学史还剩下些什么呢?可以说,文学的大半个天空都要塌下来。甚至一部二十四史你都没法写下去。孔子作《春秋》,遏人欲于横行,存天理于即灭,使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靠的不就是那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人间正道吗?当我们去纠正一种偏见,或者开创一代新风时,切不可走向另一种极端,对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内核的轻易否定,极可能使人走向傲慢与偏见,甚至出现文化暴力。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同时对他人的思想和立场保持应有的欣赏和尊敬,这才是一个作家应有的立场。

想起了汪曾祺先生的一句话: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说这句话的时候,汪曾祺先生已经62岁了,经历了人生太多的起起伏伏,但他仍然说: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天性淡泊宁静如汪曾老,都一生恪守“致君尧舜、再淳风俗”的儒家道义,我想,我们相信并坚持文以载道的文学理想是站得住脚的!

阅读的花朵

◆郭志锋

(万安县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我从小就喜欢阅读。那时,不知道书籍的档次有高低,更不会将此与写作相联系。读得最多的是长篇小说,《山村复仇记》《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等等,都是在初中的课堂上读完的。说来也奇怪,语文老师对我在课堂中阅读小说,一直视而不见。后来,他开始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又常常让我代替他批改同学的作文。就这样,我渐渐地喜欢上了写作文。师范时,因为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短文,其后每每要求填写个人简历时,在“有何特长”一栏里,我竟然大言不惭地填上“写作”两个字。参加工作后,我的阅读仍旧毫无章法,抓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记得有一次我通宵未眠,一个晚上就读完了《第二次握手》。当时,我读书大多数是囫囵吞枣,追求的往往是故事情节。及长,才慢慢地发现自己应当阅读一些文学名著,但理解得不透,更不明白所谓的写作技巧。直到遇上了一些文学上的良师益友,由此才顿悟到以前的阅读很潦草,而写作也毫无进展,只是在一些教育行业内的报刊上偶尔发些“豆腐块”。其时,我最盼望的是像《人生》里的高加林一样,调入县广播站做个记者,专事写作。

2003年,我有幸与省、市的一些作家相熟,经他们的提醒,再加上自己这些年的摸索,阅读开始变得有些方向,也有些个人化的风格了。我发现自己爱读的主要有两类书籍,一类是有风骨的书。何谓有风骨?我以为主要看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写作内容,有社会担当的作家,主题能够切中时弊、一针见血,内容上也敢于直面现实,直抒胸臆,不讲套话和空话。这类作家的作品有“骨头”,有“嚼劲”,读来发人深省,如雷贯耳,催人警醒。另一类是有温度的书。何谓有温度?我以为主要是看写作者的站位和立场,看世界的视角和眼光。有温度的书,写的是人性之美,写的是人文情怀。真正的写作者,其作品透过人间万象,折射出的是深刻的人性元素,反映的是社会变迁,并将社会与人两者之间的关系阐述得入木三分,分析和见解均高人一筹。熊召政的长篇巨著《张居正》,梭罗的《瓦尔登湖》、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等,无论是写历史过往,还是写个人探索,哪怕是魔幻现实主义著作,触摸的都是人性深处的兴奋点,唤醒的都是人的自我意识,散发着人性的温暖,具有触手可感的温度。

有一位作家说:阅读的花朵,终会开出作品的硕果。这句话形象地表达出阅读与写作的关系。没有阅读的积累,何谈成功的写作?每一位硕果累累的作家,其阅读的花朵一定极其纷繁、美丽。甚至有的作家,就是从模仿起步的。阅读,模仿,再到个性化的写作,已成了很多作家的人生轨迹。熊召政说:“书香养我。”叶圣陶先生干脆将“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作为一本书籍的名字。同理,自古以来才有“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才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诸如此类的说法。这些年,我个人也感觉到,由于我调整了阅读方向,常常有目的地选择一些书籍阅读,并且每一次都认真地阅读,所以写作上渐渐有了些许起色,个别作品终于有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着力避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

阅读,极具个性化色彩,带来的是个人的体验和心灵的愉悦。君子不可居无竹,我则不可居无书。我想:阅读的花朵越是开得茂盛,笔下的文字越能够源源不断,结出的果实也一定又香又甜,而生活也一定会充满芬芳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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