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口带着不同的文化，在新的地方碰撞融合，形成新的价值选择，这就是文化交流的意义。

一

河流在倾斜的版图上肆意穿行，成为国家政治中心通达东西南北的路径。有着9000年造船史的中国，在河流上留下了极其壮美的诗篇。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唐后主李煜充满亡国之痛的词句，把中国河流的方向定格在每个人的心里。实际上中国的版图西高东低，由此形成江水东流。而赣江和湘江则以北流的姿态贯通长江，成为南北融合的交通枢纽。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秦汉至魏晋，湘江作为国家交通大动脉的地位明显超过赣江，秦汉时期经湘入桂，魏晋时期经湘入粤。但是南北交通大动脉毕竟呈现出自西向东偏移的趋势，在未来的格局中这种偏移还会继续吗？

南中国的这块土地，在商代曾经哺育过一个王国。王国遁失，人民失散。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在帝国的版图上江西仅设7县，隶属千里之外的扬州郡。西汉初年置豫章郡，江西土地上首次设立郡治。公元2年（西汉元始二年）全郡辖18县，67462户，351965人。商代至此1000年，江西版图发生了怎样的颠覆？辽阔的赣鄱大地地广人稀，无比寂寥。

公元前的江西历史扑朔迷离，考古发掘一如碎片无法拼接，没有片言只字诉说悲欢离合，似乎只南岭大庾关情。千里赣江，也就这个点不时让人回溯两千年前的时空。

处在赣江上游的大庾岭，“南扼两广，北拒湖湘”，战略地位极其显要。在秦帝国的视野中，大庾岭是江南的屏障，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50万大军征战岭南，这一场战役以牺牲大将屠睢和无数兵士的性命为代价，换得了岭南的统一。然而，岭南如同一片叶子，很快便在秦帝国的大树上掉落。当时的副将赵陀蛰伏岭南，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滋长了赵陀的野心，公元前203年，赵陀凭藉大庾岭屏障割据岭南，建立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南越国。肇建于秦的南壄县，是秦帝国权力伸向大庾岭的开始。然而随着南越国的建立，南壄县即便成了秦帝国的南疆边塞。

可怜那一万五千名中原女子，这些年轻女子带着为秦帝国在南疆繁衍的特殊使命，可是当她们用脚丈量过最后一寸江南之后，所有的梦想化作了兵士们饕餮的舞蹈。她们永远回不去故乡，而她们的子孙则在南粤的土地上代代繁衍。

或许这些女子是通过赣江进入岭南的最豪华的一支船队。赣江上白帆点点，桨声不息，旷古的悲叹掠过平原丘陵和大山。

二

一千三百年前，迅速崛起的广州口岸让南中国的版图充满诡异的变数。

自先秦以来，赣江入粤通道虽然没有取得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地位，但是这条为北方战乱准备的天然通道从来没有废弃。公元140年（东汉永和五年），江西全境40多万户，160多万人。140年来，江西人口增加了5倍。东汉末年，由豫章分出庐陵、鄱阳二郡，辖26县。其实，中国古代人口并非自由迁徙，甲骨文中就有“登人”的字样，秦统一中国后实行编户齐民政策，人口与税赋、徭役、兵役相关联，人口迁徙更是不容易。中国历史上若干大的迁徙都是政策性移民，而战乱引发的移民潮则从来没有停息，赣江作为移民东南的通道从来都是首选。

赣江的表现历史青睐。在赣南，赣江婀娜多姿，章江和贡江如赣江伸出的两只手，一手挽着福建，另一手伸进广东。在赣北，一个叫杨子洲的地方，赣江分成左右汊道进入烟波浩渺的鄱阳湖，以其宽阔宏大的胸襟走进长江。

隋朝，打开了中国的另一条通道，京杭大运河改变了中国交通，一部伟奇跌宕史诗般的历史在版图的东方上演。

历经贞观之治，大批阿拉伯商人漂洋过海，云集广州。这些怀揣梦想的商人，把充满异域风情的象牙、珍珠和玛瑙带进了中国，也把中国的茶叶、陶瓷和丝绸带去了远方。贸易的繁荣催生了一条更加便捷的通道，也让京杭大运河在那个迷人的时空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

像是上苍的安排，让张九龄诞生在韶关曲江，这个“岭南第一人”做宰相便是名相，以至于他死了，唐玄宗再选宰相，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然而，很多人记住张九龄却与大庾岭有关。公元716年（开元四年），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驿道，亲任总指挥，不辞劳苦踏勘现场，“缘磴道，披灌丛”。古道修通后，张九龄撰写了《开凿大庾岭路序》，记述大庾岭开凿后，“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古代京广线就此形成，鄱阳湖承接京杭大运河，进入赣江航道，翻越大庾岭，经浈水入北江而达广州。

位于赣江下游的蓼子洲热闹非凡，来自深山的上等木材运抵江洲，而一艘艘木船便从这儿下水。《水经·赣水注》云：“赣水又径谷鹿洲，即蓼子洲也，旧作大艑处。”唐宋时，江西造船业最为发达，《唐语林》称：“舟船之盛，尽于江西。”其实，比蓼子洲还大的造船基地在高安，史料记载，“船成，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动。”其船之大可想而知，发达的造船业成就了江西作为漕运枢纽的历史地位。

南北交通大动脉东移江西，八百年间，江西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史料记载，唐元和年间江西户占全国12.37%，宋代江西户占全国17.89%，元代江西户占全国20.84%。至此，湖南人口不及江西的三分之一，湖北人口不及江西的五分之一，而江西文化更是全国瞩目。

开放，让江西渐入佳境。

如果把历史翻过去，我能看到帆船时代留在赣江上的无限风光。

苏东坡《江西一首》，诗云：

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舟行十里磨九泷，篙声荦确相舂撞。醉卧欲醒闻淙淙，直欲一口吸老庞。何人得俊窥鱼矼，举叉绝叫尺鲤双。

三

皂口河，赣江上游一条很小的支流，因为辛弃疾的一首词名满天下。

辛弃疾是个悲情人物，效命疆场是他矢志不渝的追求，或许是长期报国无门的缘故，他的内心充满惆怅。任江西提点刑狱驻节赣州，想起47年前隆祐太后在赣江上遭金人追捕，逃至皂口河才侥幸脱险。万千思绪，凝结成《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辛弃疾并不熟悉皂口，以至于将皂口误写成造口。我曾在皂口做过细致的考察，断言这首词并没有书在造口壁上，而是书在人们的心里。在这首“语言蕴藉，意味深长”的词中，词人的报国意志跟着赣江向北倾泄。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赣江航道并不顺风顺水，赣江十八滩集中在赣州至万安240里航道上，历来被舟子视为畏途。民间说十船经过九船翻，虽然有些夸张，但谁晓得中间多少行人泪？

公元1094年，苏东坡谪贬惠州，八月初七入赣过惶恐滩，留诗一首：“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长风吹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我曾粗略统计，唐至清不少于69位著名诗人在赣江十八滩留下诗作，如此浩瀚的诗文书写这一处江河的确少见，因此人们把它概括为十八滩文化。

北去的赣江流过万安，江面平坦，南来的船只到了万安，出于安全考虑一般需要换船。我曾经访问过赣江上的纤夫，让我意外的是纤夫也是船夫。原来通过赣江十八滩的船只，一般不超过五吨，一条船一家人，遇到险滩，老婆使舵，丈夫孩子下船拉纤，他们喊出的船夫号子虽然不如其他河流雄浑，但是无比坚韧。

十八滩催生的文化是面对困难选择的积极的生存态度，是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克服困难的精神。如果把诗人们的诗文看作是十八滩文化的主体，而忽视生活在这区间里的人们的状态，自然是文化的倒置。

四

公元1397年（洪武三十年），来自湖南常德的一封上书，让明太祖朱元璋大悦。

常德府武陵县县民上书：

武陵等十县，自丙申(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兵兴，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邻近江西州县，多有无田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迁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

《明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看过上书后的反应：

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

这是见于正史的唯一一条明朝从江西向湖广强制性移民的记载。其实政策性移民在明初就开始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明初的垦荒政策带有普遍性，不只是山东、河南，湖广也是如此。《湖广总志》记载：“自元季兵燹相仍，土著几尽，五方招徕，民屯杂置，江右、徽、黄胥来附会。”可见，当时招徕政策不分籍贯，由于江西与湖广在地理和历史方面的联系，江西又是当时的人口大省，所以政策驱使下迁往湖广的又多是江西人。

古语说，树挪死，人挪活。迁徙实现了资源合理配置，同时也达到了版图人口的平衡。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口带着不同的文化，在新的地方碰撞融合，形成新的价值选择，这就是文化交流的意义。

寻根怎么寻，寻到哪才是根？上古以来，江西历史的基本趋势是从中心到边缘，然后又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人们总以为南方人都是北方迁徙而来，这怎么可能呢？历史上北方战乱频繁，南方正是北人逃难的栖身之地，但因此说，江西人都是客家人，这种泛客家化对江西文化的支离不可小视。

若论文化，宋明时期已经奠定了江西文化的底色，这一时期赣鄱大地欣欣向荣，人口保持大省地位，人才又何尝不是大省？唐至清，江西人任宰相28位，副宰相62位。“二十四史”立传者500人。唐朝书院兴起于江西，宋元明三朝江西书院数量均为全国第一，占到20—30%。陶渊明创田园诗派，晏殊开西江词派，黄庭坚开江西诗派，杨万里开诚斋体诗派。

赣江北去，把江西精华源源不断输送到国家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