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街头巷尾的老宅子里，还是春节前夕家家户户的厅堂里，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袖筒上别着针线，腋窝下夹着皮尺，手提炭火熨斗，年纪大点的会有一帮徒弟簇拥，年纪小点的则匆匆忙忙行走于乡野村户家里的裁缝师傅……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会传出缝纫机单调而枯燥但节奏感十分强的“哒哒哒哒哒”的声音。这就是小时候乡间裁缝深刻于我脑海的形象。

那时候，一些没有吃上“公家饭”（上班）的小年轻尤其是女孩子的唯一出路，就是跟着地方上的师傅学习裁缝技术，三五年的学徒满师之后便自己开个店，为人做做衣服、裤子之类的活计，也算是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实行“手工业改造”“人民公社化”“公私合营”的热潮中，一些个体手工业劳动者大都加入了各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裁缝业也不例外加入了生产合作社。

那些年轻的小师傅们因为吃过了“闹饥荒”的苦，加上体力充沛，血气方刚，不管到谁家，干活都特别卖力，基本都能成为令人羡慕的“吃百家饭”的手艺人。尤其是每到过年过节，一些家庭凭着政府发给的布票，为一家人特别是孩子添置点新衣服，也算是一年里有个新气象……

裁缝师傅的技术精湛与否，决定着店铺里生意的好坏。

已经从业近40年,54岁的裁缝师傅郭汪洵说，一件服装的制作无非是三大过程：裁剪、缝制和后整理。在这三大过程中，裁剪的环节尤为重要，是服装生产工序中技术含量最高的生产环节，直接决定着服装的款式和规格是否符合要求、服装的结构是否合理、用料是否经济、顾客穿着是否合身等等，因此，裁剪这一工序是必须由师傅来完成的，缝制和熨烫工作则可以由徒弟或实习的小师傅来实现的。

在乡下，很多裁缝都是“全能型”的，不仅车工、手工技能娴熟，而且做出来（后来称之为设计）的服装，每件都十分讲究。尤其是童装，他们能充分利用花色不同的边角余料相搭配，不会有多少废弃的布角头儿，做好的衣服往往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效果，惹得东家爱不释手。即便劳神、费时（那会儿是按点工，就是一天多少钱来计费的），可东家还是愿意请到这样的师傅来做，多花点钱也不觉得亏。因为在当时，经济贫困，物资计划供应，现成的衣服买不起也不好买，山里人的衣服都是请来裁缝师傅裁剪缝纫的，做了一件新衣服后，一般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地穿。很多人家一年到头只有在过新年时才难得地做件新衣服，基本上都是姐姐妹妹、哥哥弟弟这样一茬茬地“移交”下去穿。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些头脑活络的年轻人得到生产队批准后，放弃原有的职业，到广东下海经商去。若干年后，有的人成了村里的大老板；也有些技术好的师傅，不愿放弃当初红火的生意，甘于留在家里，挣些钱兑换成工分后获取口粮，养活着老老少少一家人。

后来，党对农村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实惠，分田承包、市场经济给农民带来无限发展与活动的空间。一个个家庭开始富裕，一门门行业日渐兴旺。一些裁缝师傅也不再满足于带徒弟了，做起了时装，设计出一些样式新、色彩新、图案新的如喇叭裤、泡泡裙、中山装、青年装等时髦的服饰，迎合年轻人的需求。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市场的多元化将乡间裁缝尤其是大多遵守自然法则的裁缝师傅推向“洗牌”的前沿，一些经不起市场“考验”的师傅开始“下岗”。因为打工潮的到来，众多乡民北上南下、西去东进，腰包渐渐鼓起，而乡间裁缝没有了收入优势。村里的人们走出去后眼界开阔了，不再满足于家乡裁缝师傅设计的四个兜的“中山装”、两个兜的“学生服”及水桶腰身的“直筒裤”、细短裤腿的“七分裤”的款式和粗布、涤

卡、红洋纱材质布料了……在悄无声息的变化中，村民选择了市场，裁缝师傅不得不做出转岗的选择。

光阴似箭，当年的小裁缝，老的如今已经作古，就是小的也已成了年逾古稀的老裁缝。乡间裁缝的“兴衰”，不仅透视出农民对新事物的渴望和孜孜追求，更昭示着祖国农村日新月异奔小康的伟大进程！真希望在某一个清晨或暮霭时分，那“哒哒哒哒”的缝纫机声能在某一座百年老屋的上空，悠悠地传到人们的耳畔，记录社会发展的某一个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