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革命斗争时期的梁必业（中间者）       

梁必业，开国中将，青原区文陂乡渼陂村人，原名梁必滉，字朗山，抗日战争期间改名为梁必业。他出生于1916年3月7日，上过4年小学，后因家贫辍学。1929年参加儿童团，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任村团支部书记兼少年先锋队指导员。1930年10月，14岁的梁必业与父亲梁兴教（共产党员）一同报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在红4军办公厅政训队当学员，红4军办公厅任交通兵。1931年10月入瑞金列宁青年学校学习，聆听过毛泽东、周恩来讲课。翌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梁必业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东征和西征战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他一生戎马生涯，军功卓著，尤其是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颇有建树，是一位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战线的高级指挥员，为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梁必业在军队政治工作岗位上耕耘了50多年，先后担任过各级政工领导职务。长征途中，梁必业任红1军团政治部政治指导员。1935年6月中旬，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梁兴初则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队长。这样，梁必业成为邓小平的直接部下。到1936年5月末抗日先锋队东征归来后，邓小平接替罗荣桓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职务，近一年梁必业有幸和邓小平一起工作，共同战斗。在梁必业心目中，邓小平既能文能武，精明能干，工作认真敬业，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拥护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还有兄长般的领导艺术，是一位难得的良师诤友，这令梁必业终生难忘。

长征途中最艰难时刻，对邓小平这项工作的的安排，是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也是一种厚望。

梁必业清楚地记得，邓小平不辜负毛泽东的重托，一到任，就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四三二一”的工作思路：即“四个保证”：行军打仗时，宣传部门要保证部队吃饱走好，保证不要生病，保证战士不要掉队，保证不要减少战斗人员；“三个工作”：宣传队除了做好宣传工作，还要兼做好群众工作、部队工作、敌军工作；“两个宣传”：最困难的时期，要大力宣传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信念，大力宣传北上抗日的思想；“一个任务”是为部队培养和准备干部。这个时候，宣传部还组织编印了一份《战士报》，是油印的。邓小平亲自撰稿组稿，亲自编辑。不定期出版，每期出版后，及时安排宣传队带下去分发，并结合宣读讲解。这一系列工作非常得力，对于鼓舞当时的战士斗志，宣传正确路线，及粉碎张国焘分裂阴谋，瓦解敌人等起了决定性作用。

有一次，红一军团来到甘南某镇宿营时天色已晚，梁必业和宣传队员们吃过晚饭后就烧水洗脚，准备睡觉。这时，邓部长突然推门进来，面带愠色地问道：“怎么搞的，街上为什么一条标语也没有？把我们宣传工作的传统都丢掉了？！”梁必业正在拟写新的宣传提纲，听了邓部长带批评的发问，二话不说，和副队长李光炳连忙提起石灰桶，带着宣传队员们举着火把上街写标语去了。此后，梁必业带领宣传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凡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放下背包就写标语，这成为队员们的自觉行动了。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阴谋分裂红军。邓小平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正确路线上，不失时机组织宣传人员利用各种形式，及时宣讲红军“北上”的正确主张，揭露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教育红军官兵谨防上当。梁必业后来评价这段历史时说：

我们宣传队在邓小平领导下，这个时期特别紧张繁忙，白天要随行军队伍宣传，驻下来还要到各连队集中宣传，另外还得配合各级首长密切关注部队动向，高度警惕，严防分裂。后来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充分肯定。

邓小平对部下工作上要求严格，生活上也关心入微。红一军团翻过六盘山后，在几次战斗中缴获了不少战利品。邓小平看到宣传队员们衣着破破烂烂，就找到红四团政委杨成武，说：“你们团在青石嘴一仗，缴获了不少布匹，上交后留下一些，就关心一下宣传队的同志，给剧团的小鬼每人做套衣服怎么样？”

“好，照指示办！”杨成武笑着爽快回答。不久，宣传队剧社每个战士便添置了一套新衣服，以后上台演出显得更加精神了。

1936年2月下旬，邓小平率宣传部下属人员，随抗日先锋队东征。梁必业在回忆录中说：在东征途中，我们宣传部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一路宣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我们还要做敌军工作和俘虏工作。小平同志在东征途中还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

小平同志写东西快，大家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待”。有一次政治部朱瑞主任催他写一个连队讲话材料，他说：“这个好办。”马上找来一张纸，用一支铅笔，没有桌子，就在膝盖上写，很快就写好了。这就是他的特点。

正因为有这段和邓小平共事的不凡经历，梁必业受益匪浅，成长为我军著名的政治工作者和部队政治工作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