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工程”高校工科硕士、掌握4门语言，这样“硬”的条件，对于一名应届毕业生来说，想要谋得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不是什么难事。但是简历上的5个字，却让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2016届毕业生维加的求职路多了很多曲折。

“国籍：柬埔寨。”

在四方奔走又四处碰壁之前，维加还没意识到这5个字的“杀伤力”。他2008年通过中柬两国教育合作项目来到天津大学留学。本科毕业时，他想在中国找一份工作，还做了一份简历，但随着获得硕士生入学资格，他的第一个求职季刚开始就结束了。尽管如此，维加对中国毕业生常挂在嘴边的“北上广深”“房价”“户口”“五险一金”这些词都非常熟悉。

研究生读了一年后，维加又琢磨起在中国求职这件事了。他希望以后跟自己的中国女友在一起。他开始认真地去打听：作为一名外国留学生，怎样才能像中国毕业生一样找工作。

一名来自伊朗、比他高几届的学长在天津的一家设计公司工作，他告诉维加，按照政策，他得有两年的工作经验才有资格申请在中国就业，并建议他赶紧去找单位实习。

于是，维加开始像他的中国同学一样，在网上申请一些他感兴趣的实习职位，遗憾的是，他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看着身边的中国同学似乎没那么费劲就申请到了实习职位，维加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外国人，即便是想找一份实习都太难了。他最后还是在天大国际教育学院老师的帮助下找到了实习工作：河北省廊坊市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同意接收他暑期实习。

“不过，我感觉人家其实也并不太想要我。”维加说，因为实习时间短，他只能是“看得多，干得少”。

维加也曾试探性地问过“假如我毕业了，回来，公司会不会要我”的问题，实习老师客气地跟他说，保持联系，有事可以回来找他。

维加后来求职，即便是在最绝望的时候，都没有再联系这家公司。他觉得，像他这种情况，那些大的企业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这样的小公司更没有办法解决。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华留学生就有留下来就业的意愿了。”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陈志华说，在此之前高校吸纳留学生不管“两头”：招生不管，就业不管。从上世纪90年代放开自费留学之后，高校有了招生的自主权。但对于留学生就业，相关部门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允许他们毕业后可以直接在中国求职。

该院长期负责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冯宝平老师告诉记者，在华留学生就业需要政策解决的，不仅是他们毕业后能不能马上在华就业的问题，还有后续一系列如发生劳资纠纷或工伤等问题的处理。只有政策健全了，才能给招聘企业吃下“定心丸”，也才能真正解决在华留学生的就业难问题，而这需要教育、公安、人力资源等多部门形成合力。

今年4月15日，天津“津洽会”专门组织了一场京津冀外籍人才招聘会，参加范围包括“2016年毕业的外籍应届毕业生”。天大组织了30名来自古巴、斯里兰卡、贝宁、蒙古、孟加拉、柬埔寨、越南、泰国、喀麦隆等国的应届本、硕、博毕业生参加招聘会，最终有5人和企业达成协议。但是，直至7月初毕业典礼结束，这5名毕业生的相关就业手续仍然没有办妥。

在维加看来，就业部门很少针对在华留学生的就业特点，组织专门的招聘会或提供对口的就业信息。一些企业嫌为留学生就业办手续繁琐，干脆就不想招了。签证也是一个问题，维加的一个朋友，每次签证都要回国办理一次。

和维加一起找工作的中国同学们认为，维加一定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并总是鼓励他：“你看，你有语言优势，你会中文、英语，还会法语，你的母语是高棉语。”

但事实上，维加从一开始求职就不断受打击。

2015年9月，维加将本科时做的简历找出来，稍微修改了下，就投入了求职大军。他先是参加了中车集团的校园招聘会，选择了热门的北京分公司下手。招聘负责人只告诉他要回去“汇报”，客气地收下简历后，再客气跟他说一句“再联系”。“他们应该是没想到会有外国人来投简历。”维加事后意识到。

在同一场招聘会上，维加“能投的都投了”，但最终也只有两家分公司客气地收下了他的简历。

那段时间，学校里几乎每天都会有好几场宣讲会。只要专业对口，维加就去听，认真地琢磨企业派发的资料。他格外留意这些资料里企业“合作国家”的信息，如果能看到“柬埔寨”，他就觉得机会要大一些。

到了投简历的环节，维加都会主动上前询问：“我是柬埔寨留学生，我可以投份简历吗？”而得到的往往不是答案，而是一连串的问题。“问题五花八门，但大多数问题都是针对我是留学生的。”

关于待遇，维加总是真诚地回答：“跟其他人一样就好。”他知道，“毕竟是应届毕业生，要求不敢太高。”

在身边的同学都在讨论“能否解决户口”问题时，维加知道北京户口很难拿，没户口好多事办不了。很多人为了拿到户口，去了自己不喜欢的公司。

他参加过一家企业的宣讲会，现场让求职者关注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并发送一句话。维加当时写了一句：“我是柬埔寨留学生维加，请问公司，留学生有没有机会？”

当天半夜，维加接到了招聘方一名女员工打来的询问电话，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想来公司，还问他为什么喜欢公司，想去哪家分公司，为什么选择北京等问题。这让维加觉得特别开心，以为公司在考虑他了。但当他问这位工作人员，是不是自己可以去面试了的时候，女员工告诉他“常看网上通知”。

“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们只是确认一下我的身份，或许只是好奇。”维加哭笑不得，“原来是我想多了。”

他还参加过一家企业的“群面”，跟一群应聘者同时面试。“五六个人，都是中国人。我哪能说得过他们呢！”维加苦笑着说。这场面试基本没有留给他说话的机会，就连1分钟自我介绍都是在他没有说完的时候，就提示时间到了。这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以后，但凡“群面”，他就主动放弃面试机会，“太可怕了！”

他还感到别扭的是，“我们都是工科生，做技术的。招聘看我们的技术过不过硬不就好了，干吗还要让我们争啊，这不是为难我们吗，口才好不一定能力高啊。”维加觉得，这样的面试几乎让他“尊严”扫地。可他回来跟人说起的时候，中国朋友都觉得是他太过敏感了。

在求职的前两个月内，维加参加了30多场招聘会，投出去40多份简历，一无所获。第一轮失败后，他看着身边中国同学做的精致的简历，也赶紧认真修改了自己的简历。这时，班里找工作的同学，有一半都已经得到录用通知，他有些沮丧，有点着急了。他甚至想，干脆回国找工作算了，但面对女友，他压抑了这个念头。

因为担心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签证到期后必须回国，原本应该2016年1月份毕业的维加申请了延期到6月份毕业。

他的第一个工作机会是在2015年12月，来自南通一家做电缆的公司。待遇方面，到手大约有6000元的月薪，还有1500元的补贴，以及一定数额的年终奖。维加觉得这样的待遇挺不错的。拿到第一个工作机会，让他非常激动。

在这次招聘前几天，维加还委托在北京的老乡帮他在中车集团的一场招聘会上代投了一份简历。老乡后来告诉他，当时中车集团大连机车公司的招聘负责人跟他聊了几句之后，就让他“等电话”。

面对“等电话”这样的答复，十几天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的维加觉得肯定又没戏了。

但这次，拿到南通的工作机会之后，他等到电话，通知他去大连参加面试。面试仿佛是特别为维加安排的。面试官是一位中年阿姨，全程英语面试，问的几个问题也不外乎他为什么要留在中国求职，有没有定居计划，为什么选择央企等对维加来说已经回答了很多遍的问题。今年1月，维加最终收获了中车大连机车的录用通知书，职位不是他希望的技术岗位，而是销售的项目经理。

拿着大连和南通两份录用通知，维加开始征求家里人意见。在柬埔寨当中学校长的爸爸告诉他，首先要看自己喜欢哪个，然后再看哪个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哥哥则直接告诉他，还是“做火车”的好。一位已回柬埔寨工作的朋友告诉他，做销售赚钱挺快但如果再想转技术就难了，让他好好考虑。他还问了他的导师、女朋友，甚至包括学院实验室的门卫大爷。大多数人都建议他去中车，有朋友跟他开玩笑说，“高铁”可是个大买卖，连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都去国外推销呢。

维加自己也倾向去中车。这个小伙子非常关心中国的一些战略，比如“一带一路”，他特别欣赏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列车的说法，笑着说，自己也想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维加的家乡柬埔寨还没有高铁，最近几年发展的铁路时速大概只有60公里左右。维加说，他经常乘坐中国高铁，“速度非常快，非常方便”。

维加记得，8年前自己到中国留学的时候，一批也就10个人左右。这几年通过同一个教育项目，仅本科生每年就有三四十人，绝大多数人要么回国要么去其他国家了。他说，来华留学人数在增加，希望在华求职的外国留学生更受欢迎。

他期待，更多人能够搭上“中国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