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打工妹到女诗人 ——我的文学从黑板墙报出发

汪雪英近照

汪雪英写作出版的部分书籍  

汪雪英简介：

汪雪英，笔名汪洋，永新县人，江西省作协会员，东莞市文学院第五届签约作家。

1987年南下东莞，成为第一代南下打工妹。1991年在流水线上开始写作，出版诗集《漂流花季》《汪雪英的诗歌地理》，长篇纪实《漂在东莞十八年》《那些向上生长的枝丫》《她们的奋斗》，人文《同在屋檐下：婆媳关系》，美食随笔《食一碗乡味儿》等。

一

1987年，五月的阳光正暖暖地照耀在赣中的红土地上，杜鹃的鸣叫，像夜莺般婉转低吟。

那一年，我虚岁十八，告别家乡的父母亲人，和一群姐妹，被永新县人事局劳务输出到广东东莞打工，分在了常平镇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工人。我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寻找更好的工作机遇。进的厂是计件的，按劳取酬，工价还不高，一同来的姐妹中，手工做得最快的，也只能赚到一块九毛钱一天，这日子怎么待啊，还不如我在家农闲时收购鸡毛赚得多呢。

三天后是端午节，这是我离家后的第一个传统节日，恰好也是常平镇的荔枝节。这一天，有几个同县的姐妹，在一个二千多人的玩具厂找到了工作，回来要我们一起去，说那边大量招人，工资待遇比我们这个厂要好得多。于是我们这群大胆的姑娘，第一次跳槽了。当然，那个年代，还没有“跳槽”这个词。

在玩具厂，我起早贪黑，住在一栋厂房改成的宿舍里，房间很大，可容纳三百人居住。不加班的夜晚，我开始写日记，记录我的打工生活，也写我想家的忧愁和快乐。1991年，厂里来了一个女大学生叫王海燕，在人事部上班，她在厂里弄了一块黑板墙报，鼓励员工给她投稿。我模仿《白杨礼赞》写了一篇《泥土赞》，发在黑板墙报上，很多工友下班后驻足赏读。我的“泥土”意象是如我一样的打工者。王海燕也因此来到我的车间，通过组长找到我，她夸我文写得好。这时候，有不认识的工友到车间来找我，或到宿舍区找我，或给我写信。我知道，他们想认识我，不是因为我文写得好，而是认为在这个厂里头，还有他们的同类，他们和我一样，喜欢业余写作，这是文字的光辉。

之后，我的写作不再寂寞，我在厂里结识了一群爱写作的老乡、文友，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写作，给我枯燥的工作，开启了一扇窗。

二

后来，我的同乡姐妹刘艳宁说，写散文这么累，写完了还要抄下来，抄错了还要重抄，这样太辛苦了，也没工作效率，要不你写诗吧。我说，我不会啊。艳宁说，你先写，试着分行，写完了，我来帮你看看。于是，我写了一首不是诗的分行文字，被她批得体无完肤，满纸红字。这是我最初写诗的情形，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写诗。我就这样一边打工，一边把生活中的苦和乐，写进稚嫩的文字里，生活，因文字而不再孤独。后来，我在车间做到组长，成了流水线上的一只领头雁。一年后，我感觉这组长的职务真是不适合我，居然就辞了职。

1992年，我又到了一家电线厂上班。厂子在一个叫“桥梓村”的地方，桥梓村有份《侨梓通迅》，我写了一篇《愿您更快乐》的稿子投过去，发表之后得到十块钱稿酬。厂里的香港师傅和厂长，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喜，他们不管我是否忙，就把报纸拿到车间，闹得整个车间同事都知道这事。没过几天，镇里一个港商看到了这篇文章，慕名而来，他也开了一家电线厂，是桥梓村的侨胞，跟我所在的电线厂有业务往来。这张报纸，是用繁体字印刷，是村里与侨胞联系的纽带，自然也会赠寄于他，他看到我的文章是顺理成章的事。港商姓陈，他向我们厂长借人，借我到他们厂去上班，他说看我的文章，就知我的人品，他恰好缺个仓管员，希望我们厂长能让我过去。就这样，我到了他那做仓管。厂里有事时大家一起忙事，没事时很闲，厂里包吃住，工人不多，像是一家子，老板娘对人也很好。这样的工作环境，给我写作创造了条件，厂里上班时没货，我也可以自由写作。因为老板是欣赏我写作的，我不需要躲躲藏藏。这个厂里有一个贵州女孩叫田兴竹，她也在写作，她告诉我，她在大朗《荔香报》发表过文章，自然，我俩也聊得来，并商量着报读了电脑培训班。每个周末，我俩就坐车到镇里去学电脑，夜里没车了，就走路返回，十六里路呢。

三

那一年，我的一些小散文，诗歌，发在《荔香报》。《荔香报》是东莞乡镇办刊较早的报纸之一，我的一首诗《无题》，由编辑推荐发表在东莞文联的《珠江潮》杂志。我记得我拿到了赠寄过来的样刊，32元稿酬。我这首诗，只有十二行，我那时的工资是四百元，相当于几天的工钱了。我最看中的，还不是这稿酬，而是我的文字正儿八经地变成了铅字，这让我在流离失守的打工生活中，第一次对自己的写作，有了一点点自信心。我发现，或许，我也可以写诗。

年底回家过年，我结婚了，婚后我和夫君都回到东莞。我没再回之前的这家电线厂，可能跟厂里经常没事做有关，也可能跟我学会了电脑想找份更适合的工作有关。不久，我进了一个玩具厂做人事文员，这家厂虽然没电脑用，但这份写字楼的工作，我很珍惜，这份工作也有利于我写作和跟外界接触。

1993年，写作对于我，是一线希望，写作也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深爱着，越写越过瘾，两年时间我写了三百多首诗。我学王海燕，说服了老板，得到了同事的支持，用油漆刷了三块胶合板，如法炮制，也办了黑板墙报。我鼓动车间员工业余时间给我投稿，我给他们留着版面。这还不过瘾，我还和外厂的工人一起加入了桥梓图书馆创办的“吟香诗社”。

后来，我给《荔香报》投稿，在他们的鼓励下，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漂流花季》。他们在夜里，帮我挑拣诗句里闪光的文字，他们都是我的师长，文学路上的前辈。这是我生命花季里的第一部诗集，也是我的文学起点。

之后，厂子所在的常平镇也办报了，有一个青鹤湾文学副刊，我就把工厂里稍写得好一点的稿子修改后拿到《常平报》发表，给大家挣点稿酬，我要让这些爱写作的同事，树立写作信心。因此，我和《常平报》时任主编殷凤玲结缘，她是常平本地人，暨南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她经常刊发我选送的稿子。后来，我进的最后一家厂，人事经理叫姜上泉，他也是写小说的，他创办的《春草绿》黑板报上，也升级张贴电脑打印稿，姜给了我一个执行主编的兼职。在这个厂里，有一批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在写小说。

十五年后，我写了《漂在东莞十八年》，记录的就是这些事。生我养我的村庄叫“东路”，我祈祷我热爱的文学，也能像生我养我的村庄一样，繁衍不息，延续不断。现在，我带了一个文学创作班，与众多志同道合的文学新人一起再出发。

我的文学，从东莞出发，从黑板墙报出发，向外扩散，再回到吉安。我知道我和我的文字，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