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芋子、红薯是农家三宝,是旱作物中的同门三兄弟，它们的果实都长在土里，不轻易示人，非得扒开土才能看到真面目。花生不仅名字取得好，有生发之意，听着吉祥，吃着味道也好；芋子也是农家的常规作物，春天，一粒粒芽儿冒了出来，用了刀子照着发芽的部位将芋种一块块切开，埋于地里，等到有一天把土层拱破，便是收获了。

红薯是藤本植物，先把发了芽的母薯埋于土里，任芽长出，长成一根根藤，给它点肥水便肆无忌惮的漫延开来，繁殖力惊人，把杂草田塍全盖压在屁股下。然后，一小段一小段的剪下藤条，像柳枝一样扦插于田地里，用不了多久，这些生命力极其顽强的藤便长出了根，蘖出了芽，开始疯了似的生长，地上的藤在伸展，地里的红薯也较着劲的长大。秋天，只要一把锄头，掀开一畦一畦的土，里面便结满了一串串的根连着根果牵着果的大大小小的红薯，有红的、黄的、紫的，它们第一次见到天日，像从娘胎里出来的孩子一样手舞足蹈的。

红薯芋头是土生土长的“水果”，是乡间的贱物儿，那些自认为自己命微的人，往往说他们是吃红薯芋头的命。母亲说，她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红薯就长在村子的田地里。对于那一辈人来说，红薯留在记忆中的既是伤痛又是感恩。一亩红薯半年粮。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外祖父一家十几口人每年只有几百斤口粮,好在偷偷地多种了几畦红薯，才在半饥半饱中挣扎着度过了那段饥馑的岁月，但村子里很多体弱的孩子和老人终究没有捱过去。后来才知道，红薯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物种，它起源于古印加帝国，已有几千年的栽种史，直到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才由一个在南洋经商的福建人陈振龙从菲律宾吕宋岛上偷偷带回中国来。从此，红薯的藤蔓便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恣意铺展，化解了一场场粮食危机，喂养了一代代人。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红薯里埋藏的并没有多少悲苦的味道。反而觉得，红薯是我们童年的一枚标签，贴在那些缺衣少吃与嘴馋好吃相杂糅的岁月里。那时，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实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粮食已经足够自给了。但我们的童年里除了一日三顿饭之外，实在也是没什么别的零食可吃的。那时候能够在大队代销店里购买到的吃物就只有剥开纸可以在嘴里吮很久的粒子糖、用废报纸包了的尖筒状的葵花子、用牛皮纸卷着透着油光的桃酥饼等为数不多的几样，吃上一回，得打上好几个主意，省下好长一段时间的零花钱才行。对我们来说，童年的零食不是来自于商店，而是来自土里。母亲常说，家里宁可少种一亩田也不能撂了红薯地，红薯是专为孩子们的嘴而种的。往往是在水源不足的旱地里，在菜园的边边角角，在屋旁塘边坡坎，见着有空地，便整了畦，把薯藤插上，东一块儿，西一垄的，消不了几个月，土里结出来的便是一个个一串串的红薯了。做农活累了，放牛无事可做时，抬眼瞧见哪户人家种着一畦泼泼辣辣的红薯，便耗子似的溜过去，顺着长长的藤条儿一直摸到根部，再使劲往上一拔，土松的，便是大大小小一串儿的红薯提溜起来，活蹦乱跳的，像一挂用茅草串着的鲫鱼；土硬的，只听得“嘣”的一声，藤断人翻，只得用双手扒土，捉鳖似的，一只只从土里耨出，挑了大的，填好土坑子，溜之大吉，到塘里洗洗，用嘴啃了皮就吃。小时候，经常结了群的去挖人家地里的红薯吃，最喜那红皮白瓤的，脆、甜，吃在嘴里，沙沙地响，双手捂住耳朵，那吃声特好听，像雪碴子打在瓦片上。当然，我们自个儿家的薯地也没少遭这样的偷袭，都是毛孩儿干的小勾当，大人一般不会去计较，当场逮住了，也不会责难，一笑而过，就当是一群互相偷吃的田鼠吧。

除了小孩儿、老鼠，还有一种动物要感谢红薯，那就是猪，薯藤是上好的原生态猪饲料，薯藤就像我们的头发，剪了还会再长，一茬一茬地把薯藤割了下来，一小捆一小捆的扎好，用土箕挑回家，然后剁碎，入锅与米糠一同煮，猪儿一闻到薯藤的清香，垂涎三尺，嗷嗷直叫。母亲勤快，田种得多，猪养得多，红薯也种得多，那些产量低水源少的沙壤田，她便拿来种红薯，喜沙、命硬的红薯，从不施化肥，长果时追点家肥，每年都是大丰收。红薯藤从七八月一直割到深秋霜降以后，藤多得猪吃不完时，母亲就把它们从田里收割回来，剁好之后，晒成干，像农家常吃的菜干一样，到了冬天或是来年春上，再拿出来喂猪，帮它们度过冬寒和春荒。

当初冬的第一阵霜降了下来，田里的红薯就要全部起土归仓了。挑个秋雨之后的日子，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个，荷锄担箩，到田里，先把所有的藤割了个干净，像剃光的头，再一畦一畦地把红薯从土里挖起，一担担地挑回家。平摊在二楼的楼板上，让凉风慢慢地把它们体内的水分吹干一些，我们把这个过程叫“收潮”（如此精准的概括，使我再一次体悟到了乡土里长出来的语言智慧）。渐渐的，红薯不再那么坚挺，它们变蔫了，体内的糖份也多了起来，吃起来软而甜。“收潮”之后，楼板上那小山似的一堆儿红薯最终各有去向：一部分被小孩儿和老鼠悄无声息地啃掉，上学前或放学后蹑手蹑脚地上楼，往兜里揣上几个；一部分被磨成了薯粉，像柴米油盐一样，一年到头伴着咸淡素荤的生活；一部分被晒成薯干，可用沙炒，可用油煎，也可直接抓一把就吃，都是地地道道的好味儿；一部分变成了红薯粥。最好是在大寒天的早上，盛上满碗的热气氤氲的粥，就着朝阳，墙角边、院门下，随地一蹲，转着大碗吸溜，一圈儿一个响，粥非佳肴，但吃声百听不厌；还有一部分被熬成薯糖，熬薯糖是与过年有关的事儿，熬出来的是年的味道。

熬薯糖的时候到了，就意味着年的脚步近了。往往是在寒夜，灶边堆满了干柴，满满一大锅的红薯在烈火慢腾腾的熬煮下，一点点的吐出了自己体内积蓄的糖份，最后熬成了一土钵醇厚浓稠、香甜四溢的薯糖，这是红薯的骨髓和精血。忍不住用手指往薯糖里一醮，便牵出长长的丝，扯也扯不断，放进嘴里一吮，嘴唇咂的噼叭响。母亲小心翼翼地把熬好的薯糖放在吊篮里挂着，几天后，等她取下来做冻米糕时，钵里的薯糖只剩下了一半儿，一阵苦笑之后，便吩咐我们把另一半也吃了。哦，那好吃的薯糖一直甜在童年的记忆里。

割、剁、晒、啃、刷、熬……这些都是有痛感的动词，亲爱的红薯一生都在忍受这样的疼痛，并在疼痛中将自己埋在土里，最终又埋进我们的胃里。

每年冬天,母亲都要挑选出一些最好的薯种,藏在地窖里,用秕谷养着。来年春天，看那田头地角，又是一窝窝泼泼辣辣的红薯在土里嬉戏打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