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街村的土地革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打土豪。分浮财和分土地。1928年，上城村农民协会成立之初，精力主要放在发展协会会员，壮大革命力量：打击土豪劣绅，销毁契约、账单，没收地主豪绅的浮财分给贫苦农民；清算地主豪绅的剥削帐，实行减租减息等。1930年初，上城村农民协会重组，设立了土地小组，由刘见善担任土地小组长，在区土地部和乡土地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按照“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成功经验，将没收地主豪绅和祠堂庙宇的土地分给贫雇农民和红军家属耕种，使一大批贫雇农民和红军家属烈属获得了土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爱敬堂有土地100亩，也全部没收充当“公田”不分，来保持“义仓”的粮食储备，以备红军和灾民粮食短缺，及时给予调节救济。但由于当时战斗频繁，政权不稳，农村尚未进行阶级划分，阶级不明显，豪绅地主肆意破坏，加上土地分配经验不足，群众思想有顾虑等种种原因，因此，土地分配还没有得到广泛开展，分配工作比较简单粗糙，有时还出现反水现象。土地分配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二)重新分配土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土地法》和《湘赣苏区重新彻底平均分配土地条例》、《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中央苏区和省文件相继下发。为了落实上级文件精神，使土地革命依法行事，上城村开展了一次重新分配土地运动。遵照按人口及劳力混合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贫农、雇农、中农分好田，富农分坏田，地主反革命及其家属不分田，驱逐豪绅地主出境的原则。将以前分配给豪绅地主，反革命分子家属，富农及其他剥削者的土地，全部重新没收，连同雇农、贫农、苦力、中农以前分配的土地一起打乱，重新分配。贫雇农，中农和红军家属分给好田，实行土地权归农民所有，农民有买卖租佃的自由。红军及其家属分得的田，由当地政府组织群众经营或代耕代种，实行红军和政府公田制。这次重新分配土地的运动分六个步骤展开：1、村成立土地小组，仍有刘见善任小组长，负责召集群众大会，宣传所阶级路线和分田的方针政策，开展土地分配工作。2、组织调查核实本村的土地、山林、房屋、农具等占有情况及人口、劳动情况。3、重新划分和核查阶级。大致分档：豪绅、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手艺、商人及地痞流氓等九等。4、组织没收队，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山林、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和多余的农具；收回祠堂、和尚、道士、商人等土地。5、进行土地分配，驱逐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家属出境。根据上城村的土地、人口、劳力情况计算，不论男女老幼各平均分得土地1亩。又按好差远近分为三等。贫雇农，红军家属分给第一等田；中农分给第二等田；富农和和尚、道士分给第三等田。最后张榜公布，通知各户，发给土地证。6山林分配。将离村庄较远的大块山林，分配给农民管理经营，权属仍归当地苏维埃政府所有，而将离村庄较近的小块山林分配给各家各户管理使用。至1932年春，重新分配土地运动基本结束。

(三)查田运动。为了解决土地分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1932年11月下旬，上城村又开展了一次查田运动，村里先召开各种会议，对群众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反复讲清查田的意义和查田查阶段的具体内容要求，然后发动群众对重新分配了土地的各家各户进行核查报告。主要是“一查三看”:查阶级成分，广泛搜集漏划地主、富农成份的报告，进行实际调查；看是否有豪绅地主家属分了田，看富农是否分了好田，看贫雇农、中农是否分了坏田。随着运动的不断推进，查田最后演变成查阶级、查三代、查五代，发动群众从各方面查找，以致错误地把一些贫雇农、中农也当作地主、富农被追查出来，把一些好的革命干部赶出了革命队伍。查田运动前后历时两年多，经历了几次“左”“右”反复，直到1934年8月红军主力西征才告结束。

这次土地革命运动，使贫雇农民和红军家属烈属分得了好地，获得了土地革命的实际利益，村里的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发展农业生产，连续三年获得了粮食大丰收。但因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把中农排斥在参加分田的领导工作之外，不利贫雇农与中农的团结联盟。在查田运动中，把查田演变成查阶级、查三代、查五代，扩大了斗争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富农分坏田，不给地主、反革命分子及其家属以生活出路，使这部分人更加反动，投向反动堡垒，充当守望队、清乡团，死心塌地为敌人效劳，疯狂地屠杀革命干部群众，客观上帮助了敌人，上了敌人的当。

在上街村建立的苏区革命政权

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农民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在上级的指导帮助下，村、乡、区三级苏区基层组织相继在上街村建立。早在农民暴动之前，村民刘生标就秘密地加入了党的组织，成为上街村最早的一名共产党员。农民暴动之后，他根据组织的要求，有意在暴动队员和农民协会中做党员培养发展工作，到1929年上旬，全村已发展党员4名，村党组织成立的条件基本成熟。不久，他组织成立了上城村党小组，随后又成立了上城村党支部。1929年底，上城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乡苏政府设上街的“成阁厚和堂”，刘仕文任乡苏主席。乡苏干部有周联芳、刘晏平、朱勳、朱申等人。管辖上街、槎江、谭源等几个村。同时又在上街建立上城村苏维埃办公所，村部设上街的“嘉会堂”，村长刘见善，村干部有刘时开、刘秀仕、刘善昌、刘生标等人。1929年底，苏维埃十一区在金田村成立，隶属于永新西北特区委管辖，区委书记戴长生，区苏主席刘克祥。由于当时金田村驻扎的反动势力过于强大，不利于红色政权的巩固和苏区的发展。随即区委、区苏政府就迁入上街村的“爱敬堂”办公，叫“上城区”，实则“上街区”，管辖彭坊乡、上城乡、高洲乡、洋门乡、石桥乡、金田乡、前溪乡、苧田乡和诸桥乡等九个乡。地域范围东至狮塘，南到肖坊，西抵彭坊，北达北山广阔的土地。这是当时安福第一个区级红色革命政权。

1930年初，陈正人来到上城区的槎江村作调查研究，指导帮助安福、吉安、宜春等县筹建苏区党政机关，决定撤销十一区改为安福一区，仍称“上城区”，实则“上街区”。区委、区苏政府仍设上街的“爱敬堂”，并设立肃反部和裁判部。肃反部主任先后由刘生标、汪孟春、肖先担任，委员有王群等，主要任务是肃清党内、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和变节分子。裁判部主任由刘徏兹担任，主要任务是查核、判决违法违纪的案子，并给予适当的处理。区委、区苏政府机关的建立和健全，大大鼓舞了苏区人民的革命斗志。接着各群团组织在上街村相继建立。青年人建立了区“青共”组织，“青共”书记由彭鲁担任。主要工作任务是组织全区青年学习革命知识，动员青年踊跃参军参战。少年儿童成立了区“少共”组织，少共书记由彭顺初担任，主要工作任务是组织少年儿童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培养红军后备力量。妇女成立了区“妇救会”组织，妇救会主任由彭求莲担任，主要工作任务是发动妇女动员丈夫、儿子积极参加红军，组织妇女做军鞋、军衣、军袜，支援前线红军。手工业者成立了“工会”组织，工会主任由罗活兴担任。主要工作任务是发动农村手工业工人参加反帝拥苏大同盟，拥护共产党，积极参加革命，为红军打仗出钱出力。同时，还成立了区“互济会”，互济会主任由周发足担任。主要工作任务是调节苏区物资余缺，帮助困难农民解决家庭实际困难，以团结更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支持和拥护苏维埃政府。成立了“苏区优待红军委员会”，主任由梁仁发担任。主要任务是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慰劳红军和优待红军家属。还成立了粮食委员会和土地委员会。粮食委员会主任由王群臣担任，主要工作任务是根据土地委员会核定的各乡苏田亩数，核定公粮和粮食收购任务数，按规定征收粮食，调运送交红军部队和保障机关人员的粮食供给，并给欠缺口粮的农民照顾解决部分口粮，让农民摆脱青黄不接的困境，防止吃“生谷”再受地主的盘剥。土地委员会是指导帮助各乡苏土地委员会、村土地小组，核定农村土地面积，将没收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组织农业生产。这些组织的建立和健全，彻底摧毁了一千多年来农村封建统治堡垒，巩固了新生的红色革命政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扩大红军、支援革命战争，壮大革命苏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西征，区委、区苏政府从上街村内迁到彭坊塘里的刘氏祠，并对区委、区苏政府的干部进行了精减调整。区委书记朱仁千，区苏主席李宗德，政治委员兼秘书刘觉，区妇救会主任刘爱珠，区委委员肖合德、朱醒明等人，部分富余干部随红六军西征。8月的一天晚上，国民党52师偷袭彭坊塘里村的区委、区苏政府。他们先包围了刘氏祠，趁黑摸掉了区苏政府放哨的警卫战士，然后冲进大厅。刘觉正站在大厅的中间，头部冷被敌人连砍五刀，手也被砍两刀，倒在血泊之中。随即乡主席李宗德，委员朱醒明，肖合德接连被杀。妇救会主任刘爱珠独居后院，听到枪声，从后院走出，不慎跌入后院池塘里，急忙躲避于高岸柳树下，幸免被杀害。区委书记朱仁千，因病恰好前往永新桃花山治病，幸免遇难。其他人员转入谭余保领导的湘赣红军游击队，坚持艰苦卓绝的湘赣武功山三年革命游击战争。上街村苏区完全陷入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