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河深深地流
世间人瑞,古来难得。杨先生的离世,自有哀荣。这哀荣,在民间,在许多的读者乃至读书人自发的感念。

按民间说法,杨绛先生以逾百岁之龄归于道山,属于喜丧了。

世间人瑞,古来难得。杨先生的离世,自有哀荣。这哀荣,在民间,在许多的读者乃至读书人自发的感念。

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先迷钱钟书,后读杨绛的书,继而读了点钱钟书的先生吴宓的讲稿、日记。二十余年来,陆续纳有钱钟书、杨绛的一些书以及有关他们的报道、研究文章,又陆续散佚了一些书、一些报刊。有的所谓“钱学”的文章、著作,东搬西抄,大体雷同。老实说,《管锥篇》之类的书没有深读,也没有全读,只浅浅翻了几次,做不到像许多研究者那样,看出其中的精细包括曲笔,包括错漏。

有时揣测,假如季羡林未写《牛棚杂忆》,钱钟书未写《围城》,是否仅限于学界知名?杨绛的作品,多见平实,与普通读者没有隔着山隔着河。

杨绛的《干校六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曾经的民族劫难与个人遭际的一种反映,抑或说弥补钱钟书创作上的缺憾。有人批评钱只是一味穿凿知识,创造性不足,而且面对民族与国家曾经的灾难巨创,未有作品深刻反映。用时下的话,可称为“未有发声”。

尽管横跨了时代,但钱钟书还应该归为传统型知识分子,以著书立说为主,至于他有多少建树又有多少不足,这都是研究者的事。个人以为,钱、杨二人系出名门,学贯中西,既有博雅温厚的古风,又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就钱钟书而言,一直觉得他有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力所能达的天地中腾挪,但又在地上划了圈子,一般人近不了身。从其学养、见识与趣味而言,他不是鲁迅,不是茅盾,更不是郭沫若、周扬,他追求的可能不是反映社会变革与悲苦遭遇的创作,而是在于学术上的钩玄释疑,牵绾打通。或者可以说,他做不了开宗立派的领路人,只能成为一部“辞典”。他的创作精力或有不济,于文化氛围的理解、创作心理上的准备,或有可说与不可说的苦衷。

钱钟书当然有无奈,甚至只能“幽默”无奈。他的散文中多见跳脱式的冷言警句,如在空中俯瞰芸芸众生。不过,他与杨绛都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学“怨而不怒”的宗旨,忧世伤生多在内心里自我消化而不语世人。其实他们二人的遭遇,到底都带了屈辱的份,却非人前书中喋喋不休。钱钟书,字默存,一生的遭遇、研究与名气,都可以说与名,与字有关,真是奇妙而不可言。

从接近钱、杨二人所写的文章、报道来看,他们夫妇二人,与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于时代的变迁是有敏感的体察,但他们却一直注意保持内心的独立与人格的完整。

易代之际,钱携家眷由沪徙京,创作被迫中辍。而后迎来一波接一波的运动,直到“文革”袭来。尽管自视未完工的《百合心》超过《围城》,钱钟书却兴致大扫,创作冲动逐年衰减,“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钱于解放后出版的《宋诗选注》序中,引了毛泽东的话。这是他在公开出版的作品中唯一的一次。学者谢泳指出,1949年以后,(钱钟书与陈寅恪)他们同时代的学者中,极少不和时代附和的,也很少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言不发的,而钱钟书和陈寅恪在这一点上倒是暗合,是比较好保持了独立知识分子品质的。在香港版的《宋诗选注》前言中,钱钟书确有一番对于当时环境与个人心态的解释。

其实,不仅《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篇》都是在动荡年代或非常时期写就,虽是赏析之作,实为忧患之书。最关键的是,不是人云亦云的跟风劣作,而是勇于坚持个人趣味与独立表达的。

杨绛当然是个才女,但非飞扬躁厉的作家。她低眉入世,清心为文,解放前即有小说发表、创作的戏剧作品搬上舞台,芳香幽然散播。至于她的《干校六记》,她的《将饮茶》,她的《走到人生边上》,她的《我们仨》,她的《洗澡》及《洗澡之后》,都是激情内蕴,显着平和的语调,静气缓缓流淌于字里行间。尤其是直面苦难的《干校六记》,读不到声嘶力竭式的愤慨与谴责,是一贯的哀而不伤,婉而有讽。

在所有关于钱、杨二人的文字中,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写他们一家人常常各自捧着书静静阅读的情形。从一些照片来看,钱家摆设非常简朴,没有阔大的书橱,没有佳木几案。简而又简。

早年深造研读之际,杨绛与钱钟书常比较谁读的书多。夫唱妇随,妇唱夫随,二人在一起,一直尽可能地延续这种读书状态,不仅对坐读书,还常常一同背诗玩赏,颇似李清照与赵明诚竞猜典故出自何书,又是几卷几页几行,猜中者饮茶,清雅而温馨。钱杨夫妇,声息相通,相濡以沫,不论境地多么艰苦,从不停顿读书。据翻译家董衡巽回忆,一般是杨先生先看,看得好的再推荐给钱先生再看,要节约钱先生时间。他们阅读的面很广,严肃的书也看,消遣的书也看。

从照片来看,二人的相貌见清气,而且各自的毛笔字都比较好看,钱钟书的毛笔字有逸美,杨绛的字显清秀。

钱钟书的母亲夸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钱则视杨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并认为她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在参与一次全民性的捐衣捐助活动中,钱钟书从众衣物中挑出杨绛编织的一件毛衣,让她留下,说:“慈母手中线。”其余能捐的则捐出。在钱钟书的眼里,杨绛不仅有妻性温柔,亦见母性光辉。

钱钟书虽玉树临风,体质似乎并不怎么好。晚年除哮喘之疾,还患有腱鞘炎等多病,手难执笔,可谓文弱。辛苦的是杨绛。来往奔波,端药熬汤,烟尘扑面。一九九七年女儿离世,继之一年后丈夫去世,至亲的失去,让风烛残年中的老人有说不出的悲伤。但她于柔韧中却见沉稳与力量,晚景之年,坚持读书、写作与翻译,整理了钱钟书遗下的数量庞大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

杨先生愈老愈美愈纯。终于收起自己在人世间的脚印归去了。

槐聚槐散。人生的谢幕,有早有迟;人生的悲欣,有浅有深。在百年光阴中,杨绛静水流深,清澈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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