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会馆

安福会馆(北京西草厂胡同)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中国传统商帮，从不同地域行政级别进行划分，可以分为省级商帮、府级商帮、县级商帮和镇级商帮。安福商帮又隶属于江右商里的吉安商。

安福人历来吃苦耐劳，巧筹算善经商。明朝大学士、礼部尚书、安福人彭华在《送过候九皋之安福序》中写到：“农夫辛苦，力稼穑，田野无弗辟，商贩负贩遍天下，工作坚致，不为奇技淫巧”。精明练达的安福人在饱受天灾虫祸的侵害和稼穑艰辛之后，被迫放弃了单纯的农耕生活，走上了一条经商耕读的发家之路。大约在南宋时期，他们便跟随江右商帮或吉安商帮三五成群结伴外出学徒。“富则为商，巧则为工”。积累经商经验和资金之后，走州过府，随收随卖，经营着粮食、茶叶、陶瓷、纸张、布匹、烟草、蓝靛、药材、木材等。自此开始，安福人以经商为荣，走南闯北做生意蔚然成风。安福有史可查的著名大商人有南宋的刘士信、刘瑞子、刘日新，清代的刘克绍、刘致美、刘略棠、刘继美、刘尔凯、张克家等。传说中富甲一方的大户，就有洋溪的“郁十万”，江南的“王十万”，甘洛的“钟十万”，山庄的“刘十万”等。相传清朝初期，安福柘溪商人刘尔凯在外经商非常成功，在长沙、武汉等地办了数百家商号和工厂，被乾隆皇帝封为“大夫”，并特赐了御匾。洲湖塘边村刘继美是清代咸丰年间大商人，花钱捐了个五品顶戴，还独自出资维修安福县城城墙。1960年，群众在挖县城残存墙基时，发现不少城砖上刻有“四十三都塘边维修”铭文。民国时期，湖南长沙、广西桂林朗井等地都出现过安福商人一条街的繁荣景象。

安福商人足迹近至湖南、武汉，远至广西、云南、贵州，几乎遍及南方各省，许多通都大邑、商埠码头，都建有“安福会馆”，每有“安福帮”之称。如在长沙经商的严田龙云刘姓商人，设立了“七仙会”，凡族人至湘发生困难，均可由其资助。“一个包袱一把伞，敢到湖南当老板”，这是流传于安福民间的一句古民谣。湖广地区因距离江西不远，来往方便，故“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所以在湖广的江右商人很多。安福大部分商人跟随江右商帮，在周围的长沙、衡阳、湘潭、武汉开设店铺钱庄票号，没有固定铺面的，则当起了走街串巷肩挑车推的小商贩。他们向北经赣江、过九江东下，频繁往来于江浙皖，主要做贩卖生意，即将江西出产的稻米、大豆、火腿、瓷器、夏布、纸张、木材、烟叶、桐油、茶油、靛青等销往江浙皖，而后将三省盛产的丝和棉织品销往江西。有的则一路向西继续向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进发，携带绢布、火药等商品涌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矿业生产。据《皇明条法事类纂》载，明成化时，仅云南姚安府一地，就有江西安福的商人达2万人之多；往南则经吉安、赣州南下，抵达福建建阳、邵武、长汀以及广东广州、佛山、潮州、惠州等地，经营布匹、茶叶、典当行等。在一些商埠，安福商人根据家乡的传统技艺，生产出独具风格的名牌产品。例如宜春的豆豉、松花皮蛋、法饼都是由垄断宜春南货业的安福商人所创 制的。及至明清时代，安福人经商足迹遍及南方各大城市，并远涉东南亚各国，可谓“负贩遍天下”。

安福商人出身穷苦农民的居多，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和善良诚实的品格，向来讲究“贾德”，注重诚信。加上经商人数多、涉及行业广，能吃苦、善筹算，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顾客的要求，大都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积累了大量财富。富裕起来的安福人由于亲身体验到从商的艰难和经营的劳苦，往往能够远离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甘于布衣粗食、洁身自好、勤俭持家、艰苦创业。他们“不趋游荡，凡声色犬马樗蒲之戏，从不入其内”。他们的商业利润很大一部分是拿回老家修谱建祠、购买田地、捐纳功名、光宗耀祖等。安褔历史上的商人，还非常注重行善积德、关心家乡事业的发展，大多数安福人在外赚钱，返乡资助科举、兴办学堂、赈济族众，比如，在吉安、南昌、北京等地，县人捐资兴建成仁试馆、省垣试馆、公车试馆等，以方便帮助县内学子赴考就学，这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安福商人头脑中的自然流露。1916年，旅居湖南湘潭的安福商人，共同出资刊刻印行明末清初爱国女英雄、女诗人刘淑英诗文集《个山遗集》。抗日战争时期，王造时顶风冒雪，前往宜春向安福商人募捐，创办安福中学，其中“天一斋”老板张克家，一人就捐赠一座数百平方米的楼房。可以说安福经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是明清安福经济史的主要內容，又对本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