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展程

段子英

段子英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红军，她一生追求崇高，却又甘于平凡；她从轰轰烈烈的革命开始，又以平平淡淡的工作告终；她一生经历坎坷，但对党的信仰和忠诚却始终不渝。革命年代，她三次被捕，立场坚定，至死不屈；建设年代，她服从组织安排，不图名利，从不攀比。用她自己的话说，这就是“考验人生”。

段子英是湖南耒阳县人。1928年初，朱德、陈毅带领南昌起义部队到了湘南，发动了湘南暴动，耒阳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召开了妇女代表大会，伍若兰当选为女界联合会主席，段子英为副主席。1928年4月，段子英随朱德、陈毅一起上了井冈山，并与红四军二十八团参谋长王展程结为夫妻。

1929年初，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王展程和段子英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向赣南方向突围。在遂川大汾，与敌人打了一场恶仗，双方伤亡都很大，王展程和段子英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王展程对这一带地形比较熟悉，当他提出绕道湘赣边界，经上犹、崇义地界去追赶红军主力时，得到了段子英的赞同。由于不敢走大路，他们尽拣深山无人的地方走。

经过几天饥寒交迫的艰辛之旅，他们来到了湘赣边界遂川县戴家埔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他们突然遇到了当地的挨户团，两人同时被捕。

当天下午，敌人杀害了王展程。3个月后，将段子英卖给了遂川大汾圩“种德堂”药店徐祥春做妻子，得了100块大洋。陈子英顿觉羞辱难容，怒火满腔。

但想着肚子里的孩子，只好暂时忍辱负重地活下去。

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段子英迈着沉重的步子，踏着泥泞的山路，被押着离开戴家埔，走向大汾圩。刚进街口，就看到了一张十分醒目的布告，是湖南省清乡总署通缉129人的名单，“段子英”三个字赫然在上。

看到这张布告，段子英的心情十分沉重，忐忑不安。公开斗是不行了，回家这条路也走不通。看来只好暂时隐蔽等待时机。革命道路艰难曲折，迫使她走向一个陌生的世界。

1929年中秋节过后三天，段子英与王展程的孩子出生了。为了继承父业，她给他取名为王林涛，祝愿他在大风大浪中成长。

徐祥春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曾问过孩子的父亲是谁，当了解到其生父是被杀害的红军军官后，深表同情。他不因自己出了高价而把段子英当佣人使唤，而是处处对她体贴关心。段子英虽然得到了小家庭的温暖，但常常提醒自己，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奋斗的目标。有一天，她听人说南昌有共产党活动，便不顾徐祥春的劝阻，带着孩子历尽艰辛来到了南昌。然而在南昌呆了三年，却始终没有接上组织关系，只好在一家裁缝店里靠给人钉钮扣赚几个钱维持母子生活。

为了尽快找到党，段子英想回到家乡去。她带着一线希望给老家投了一封信。母亲知道段子英还活着，悲喜交集，将女儿和外孙接回了家中。回家后，段子英不甘心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家庭妇女，体内的革命血液促使她千方百计地继续寻找党的组织。为了结识更多的人，方便寻找党组织，段子英在家里的支持下，开了一家“寿春客栈”。功夫不负苦心人。1937年3月，在客栈开张不满一个月的一天中午，段子英在耒阳找到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李振鹏同志，从此回到了党的怀抱，“寿春客栈”也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

“文革”期间，由于这一段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遭遇，段子英竟被诬为叛徒。顶着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段子英牢牢地记着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敌人要你死，你就偏不死！”她心里想，我参加革命曾三次坐牢受刑都挺过来了，什么狂风大浪没有经过，何惧之有！何况我扪心自问，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相信问题终究会弄明白。1980年，段子英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文革”中提出的所有政治问题都给予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不断的有一些媒体采访她，有人问段子英：您艰难曲折地找党八年，“文革”期间又遭受种种诬蔑，是什么支撑着您坚持下来？有人说您清高，您自己是怎么认为的？段子英回答说：是一种信仰。我坚信共产党，是这个信仰一直在支撑着我。我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所得所失无怨无悔。我不明白清高指的是什么，对于某些不按党的准则办事的领导干部，可能有所冒犯。我只是保持清清白白做人，按照党对党员的要求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