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继往开来—庐陵文化的反思、传承与开放

第十一章  继往开来

——庐陵文化的反思、传承与开发

作者:李梦星)

 一、蓦然回首

曾在中国历史上光彩夺目的庐陵文化,进人清代,逐步失去光辉,到了中叶以后,已远远落后于文化发达的地区。将近三百年来,没有出过全国一流的文学艺术家、思想家,在政治舞台上也少有举足轻重的人物,教育只有淡淡的余辉。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显露出新的光辉。蓦然回首,不由地产生几分失落感和淡淡的哀怨。封建社会的后期,中国文化总的趋势是走下坡路,但庐陵文化却滑得比其他地方更快,不能不令人深思。文化的繁荣和衰退与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等方面密切相关,现就庐陵文化的衰落试作如下探讨。

清代统治者的镇压

清军入关后,长驱直人,于1645年攻陷了南京,直扑江西。只一年多时间,就占领了江西大半。富有反抗异族人侵传统的江西人举起了“反清复明”的义旗。吉水状元刘同升受南明政权的委任,同清江人杨廷鳞一道募兵勤王。在赣州起兵,率师沿赣江而下,收复吉安、临江等地,抗清烽火在赣中大地燃烧,吉安人民纷纷加入义军。军事失利,义军退守赣州后失败。清朝统治者对不甘屈服的吉安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逢城必屠”。生存都成了问题,文化怎能发展?清王朝统一全国后,吉安人民过了二、三十年较平安的生活,“三藩之战”又使吉安陷入战火。康熙十三年(1674年)以吴三桂为首的滇、闽、粤叛军打出复明的幌子,欺骗人民。叛军先后进入江西,地方反清武装声援,与清政府展开拉锯战,时间长达6年,吉安府曾被叛军占领。康熙派强兵平定,割断赣粤交通,赣中萧条。《西江志》云:“自遭诸逆变叛,人民死徙,田土荒芜,伤残蹂躏之状,什倍他省。”号称粮仓的赣中竟征粮困难,清政府下令招抚闽粤山民大批来赣中南垦荒,这就是大量客家倒流和“棚民”的出现。在被史学家们称之为“康乾盛世”的时期,吉安的经济文化逐渐恢复,但“元气”伤得太重,无奈如何也没有了宋、明时的兴旺气象了。一百多年后的咸丰年间,暴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泰和的邹思隆等于1853年6月聚众万余响应,与官军血战,攻邻近县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数万军队进入江西,连克永新、安福等县后,攻吉安,与清军急战,占领吉安城。前后8年,太平军与清军在吉安一带展开持久战,每年都有大的战事,吉安人民又一次长时间地在战乱中艰难地度日。清王朝对反抗情绪强烈的区域,特别加强了军事和经济管制。在军事镇压的同时,清王朝大兴文字狱,钳制人民的思想。一部分有反清思想的乡绅文人,无意仕途,退隐乡问。有的文人对前途无望,逃避现实,遁人空门。虽然仍有不少庐陵学子科举人仕,但大都是谨小慎微,奉上事官,难以发挥才智,无法进入统治阶级上层社会,吉安人的政治地位下降。

交通地位变化,从开放到封闭

庐陵文化的繁荣,得利于赣江水道的开通,思想、物资、信息、技术之流南来北往,带动了区域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几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庐陵吸纳了北方先进的中原文化。两宋时期,庐陵的经济较为发达,周边的文化自然向吉泰盆地倾斜,就像如今的深圳、上海等发达地区吸引了全国的精英那样。清代中叶开始,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千年以来连接北方与岭南的赣江水道及大庾岭商路日趋衰落。京广铁路的修通,赣江的交通地位大大下降,吉安从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变成了交通阻塞的“死角”,从开放倒退为封闭。“向之冲途,今为迂道。”文化、信息之流南北交往,不需要途经赣中了。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北迁,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吉安成为远离中心的偏僻之地,经济和文化均赶不上时代的步伐。近代的先进思想和民主科学之风,主要是从岭南沿海一带向北方推进,可偏偏吉安通往闽、粤、湘三面都有高山阻挡,吸纳不了先进的新的思想潮流。待新风绕道湘鄂或沿东南江浙北上形成气候,再返转江西进入吉安,势头已大大减弱。这正好与宋明时期直接接受北方先进文化的现象相反,近代的庐陵文化无可奈何地处于封闭的、被动的境地。

思想落伍,观念陈旧

政治的、环境的因素是客观存在。同样的政治社会环境,为什么在近代其他地方会涌现出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会产生先进的文化,而庐陵一带明显滞后呢?主要还是主观上的原因。中国封建文化属于农业社会型、伦理政治型的文化,建立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之上,思想体系以儒学为核心。庐陵文化适应那种社会形态,因而繁荣。当资本主义萌芽萌发的时候,当维新改革的潮流涌动的时候,当洋务运动兴起的时候,当中西文化碰撞出火花的时候,庐陵却还徘徊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文化体系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适应不了已开始转型的社会,文化只能是落伍的了。有人形容江西有四多:书院多、寺观多、明清以后牌坊多、祠堂多。庐陵一带更具有典型性。书院在封建社会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庐陵人也凭此培育了众多的才俊,有过科举考试的辉煌期。但清代以后,书院逐步沦为只传授圣人之言的场所,没有宋代和明初的那种活跃的学术气氛,学子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奴化教育。而书院的培养目标是为了科举考试多几人及第。到了封建社会晚期,科举考试以“八股文”的形式为主,走上程式化,只许“代圣贤立言”,不能自由发挥个人的思想。内容僵化、教条,形式更是呆板,越到后期,越是腐朽不堪。在如此教育和选才的体制下,书院越多的地方,危害越大。开海禁后,洋务、海防、路矿、制造所需的新式人才,庐陵没办法培养。科举制度废除后,庐陵人便更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在思想观念上,庐陵曾是心学和禅宗的大本营,相对于新的思想而言,可以说是心学、禅宗的“重灾区”。心学、禅宗的相通之处是崇尚“心性”,归结于“无物、无欲”。文人们习惯于空谈“心性”,读圣贤书,作八股文,不太注重践行致用,阻滞了具有科学精神的“实学”发展,思想日趋保守、僵化,缺乏创新的勇气。寺观多的现象在庐陵一带普遍存在,凡稍微大一点的村庄,都有个庙或观。1937年,吉安县内有寺庵252所,庙宇81座,佛坛16处,山堂之类32处,这还仅是有一定规模的场所,至于搭个小屋供奉神灵之处,无法统计。用“遍地开花”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佛道观念的普及,使人们向往虚无的境界,把一切寄托于永不可及的未来,削弱了面对现实的勇气,丧失进取开拓的精神。祠堂多、牌坊多是封建宗法思想的外在表现,人们炫耀着家族的辉煌,将人心禁锢在传统道德的范围之内,不太欢迎外来思想的侵入。久而久之,使思想显得保守、顽固。落后的、陈旧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庐陵文化不可挽回地走向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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