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煌煌文献

历代封建王朝都很重视史志典籍的编纂，目的是为了显示其功德，显示“太平盛世”的气象。有时为了炫耀“文治”，以示对文化的重视。开明的君主，也注意文献的教化功能，“以史为鉴”。不管如何，编修史志的人必须是博学之士，同时还要有一定的声望和良好的道德。庐陵的文人，以自己的才智和心血，为我国史志典籍文献的编纂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欧阳修是政治家、文学家，也是著名史学家。我国的浩瀚巨著24史，他独占两部。其中的《新五代史》74卷是他一人编著而成，这在古今史学家中是极为罕见的；《新唐书》75卷由欧阳修主编，并负责本纪、志、表等撰写和全书的统稿，宋仁宗下诏表彰其“创立统纪，裁成大体。”明清两代，中国古典文化进人总结阶段，朝廷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编纂史书和类书，是我国历史上文献编纂的黄金时期，庐陵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汗水。明代官修的大量史书，虽多为歌功颂德，但也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泰和杨士奇任内阁首辅，他领修了《太祖实录》，参与者有永丰的曾綮、泰和的梁潜、安福的李时勉、吉水的王艮等一批庐陵籍人士。李时勉参加了《成祖实录》的纂修，他还和安福的刘球参与纂修《宣宗实录》，安福的彭教参与《英宗实录》修纂。明代前几任皇帝及其朝政的史料编写，都有庐陵人参与其中。清代康雍年间纂修《明史》，庐陵的彭殿元时为翰林院编修，参与其事。私人著述最有名的是清代的永新人龙文彬，他写了《明会要》80卷，堪称巨制。该书摘辑《明史》等20余种史籍，参酌《两汉会要》、《唐会要》等体例，以类编纂，分帝系、礼、乐、学校、职官、选举、民政、方域、外藩等15个门类，498个字目，旁征博引，记明代典章制度掌故，并有史论，在当时很有名气。还有一个叫龙体刚的永新人，著有《半窗史略》42卷，文史兼备，广稽博核，原委井然，开乾嘉考据的先河。明清两代重视地方志的纂修，由地方官府组织编印。而明代官至兵部尚书的泰和冠朝人郭子章，却个人编纂了《豫章书》，共122卷，以史体写成，分大记20卷、志22卷、列传68卷等，实际上成为江西全省的总志。为此他花费了不少
心血，深受世人尊敬。

解缙与《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大的百科全书，比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早三百多年。全书正文22877卷，凡例与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字数3．7亿左右。这部巨型类书，为保存中国古代文献，积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和文明成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称作“江南才子”的吉水人解缙，以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组织能力，主持编修了这部巨著。

早在朱元璋当皇帝时，任中书庶吉士的解缙就向皇上建议编一部较大的类书以兴文化。朱元璋很赞成，可无暇关注，无法实施。成祖朱棣夺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后，心里总不踏实。为了保住帝位，他决心做几件笼络旧臣、吸引文人的大事，出些“政绩”，稳定政局。解缙很受成祖器重，被提拔为侍读，人文渊阁参与机务。不久又升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奉议大夫，成为内阁首辅，是皇帝的近臣。成祖曾对大臣们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无解缙。解缙再次提起编类书的事，靠武力夺皇位的成祖自然愿意，以显示“文治”。于是命解缙全权负责，还特别强调，尽量把规模搞大些，内容要全面，“毋厌浩繁”。有了皇帝的支持，解缙便大显身手尽展才华。他立即组建机构，拟定计划、体例，物色编辑人员——经费不要操多少心，搞个预算就行。解缙制定了凡例21条，选调编写人员147人，经一年多的努力，在永乐二年(1404年)12月编成，取名为《文献大成》。成祖却不太满意，认为太简略了，显示不出“大明气派”。第二年增派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为监修官，协同解缙工作。朝廷征召了2100多人参加编辑，总部就设在文渊阁。这项浩大的工程由解缙任总指挥，他重拟计划，制定详细的纲目、凡例，组织实施。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大典的编纂操劳。全书采取“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字按韵排列，每个单字以下分类汇辑和这个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文艺等各项记载。字下所引的各项材料，完全依据原书整段、整篇甚至整部抄人。辑人的图书有七八千种，包罗万象，上自先秦，下至明初，统会古今，内容极为丰富。作为总纂的解缙，要决定体例的规范、材料的取舍、辑人的方法等大事。没有博大的胸怀、远大的眼光和深广的学识，是难以领导这么多全国的一流文人，难以驾驭那么浩繁的史料的。解缙不愧为是“才子”，很好地履行了职责。经三年的奋斗，于永乐五年(1407年)11月完稿。成祖帝阅后很满意，并亲撰《序言》，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朝廷又向全国征召了一大批书法精良的文人抄写，花了一年时间才抄完，为大典的正本。成祖的《序》称之：“包括宇宙之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精粗，粲然明备”，“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著为奥典。”如此评价，是恰如其分的。自始至终主持这项工程的解缙的英名，连同《永乐大典》永载世界文明史册。

编写西域史籍的外交家陈诚

出生于吉水县阜田高坑上陈家村的陈诚(1365一1458年)，中进士后在明朝廷吏部任外交官。明初，刚平定的北方撒马畏兀儿(甘肃和新疆接壤一带)发生内战，明朝廷在那里设置的安定、阿端两卫被废。陈诚受朱元璋之命率使团持节前往，安抚各番，重新设置管理机构。满朝大臣誉陈诚此举“忠义慷慨，从古稀有”(邹缉《送陈员外使西域序并诗》)。不久，安南(今越南)又肆意曲解史志地界议定书，悍然出兵侵占广西地界。两国使臣多次协商不决。朱元璋命刚从北方出使返朝的陈诚率团去处理安南事件。陈诚坚持维护朝廷尊严和睦邻友好的原则，与安南进行了数月之久的论战，终于妥善解决了边界争端。他向朝廷上报了《与安南辨明丘温地界书》七件，成为后来研究中越关系的重要文献。

西北的哈烈和撒马儿罕距嘉峪关万里，是西域诸国中的大国。西域的其他小国都派使臣向明朝廷朝贡，惟独哈烈国不从，拒绝称臣。朱元璋派兵、派使去威慑，均在途中被哈烈的邻邦撒马儿罕扣留。朱棣登基后，又派专使携国书、文绮、彩印赠哈烈国主，仍不称臣。过了几年朱棣再派人去联络，终于感动了哈烈酋长，同意派人随明朝的使臣进京朝贡，沿途的小国家也都派使臣一同前来。永乐十一年(1410年)，西域诸国的使团浩浩荡荡抵达北京，轰动了京城。朱棣大喜，命文武全才的陈诚率大型的外交使团去各国回访，重新签订明朝与西域各国的睦邻友好条约和通商互市的协定。陈诚一行于永乐十一年8月出发，穿河西走廊，出嘉峪关，自玉门入西域，经今俄国中亚直至今阿富汗西部，访问了沿途17个小国家，终站到哈烈，行程三万里，历时三年。西域各国为了表示对明王朝的忠诚，派使臣朝贡，同时派庞大的经贸代表团来中国通商互市，其中哈烈、撒马儿罕等国的使团多达三百人。明王朝又派陈诚等携玺书、瓷器、茶叶、丝绸等回报，以示安抚和亲善。在后来的许多年中，陈诚又三次出使西域。从公元1396年到1424年的近30年时间里，陈诚多次往返西域诸国，受尽千辛万苦，不辱使命。

陈诚不仅是位名垂史册的外交家，还贡献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他在长期的出使活动中，悉心考察，勤于笔耕，将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以及民俗、建筑、饮食、衣饰、语言，乃至城廓、山川、气候、物产等一一记载，汇集成《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两书，并著《狮子赋》，呈交给朝廷。这是稀有的文献，为明王朝提供了西域的重要情况，是后人研究中西交通和中亚各国历史的主要史料。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罗洪先创编全国分省地图册

吉水籍状元罗洪先(1504—1564年)，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又是一位出色的地理学家。元代的朱思本编制了张全国地图，称《舆地图》，比较详细，但是缺点不少。一是太大了，长宽七尺，不便携带移动；二是山川、道路、行政区划用字标记，太繁杂，难以查找；三是远近比例不很精确，方位也不太清楚。罗洪先入朝当了十余年的文臣，上书言事得罪了皇帝，罢职回乡，攻阳明理学，很有影响。50岁以后绝意仕途，权相严嵩“以同乡故”举荐为官，罗洪先力辞不就。他对地理天文很热爱，至今民间仍有不少罗洪先看风水灵验的神奇传说。多年游历山川和来往京师，罗洪先觉得很有编制详细地图的必要。他认为各地郡县间的联络、山川地势，没有较精确的地图为据，很不利于交往。他翻遍了天下的图籍，虽然记载得详细但疏密不准，还有不少错处。他寻访了三年，才见到了朱思本的地图。于是在此基础上，增加内容，扩大篇幅，进行改进，发现疑点，实地考察核实。花了十多年功夫，终于编成了有史以来第一部分省地图集《广舆图》。

罗洪先的《广舆图》有多方面的创新。一是首次按明代的疆域政区以省为单位分列。首页为总图，后为17个省区，装订成册，便于刊印、流传使用。二是首创了24种新式的图例，用图案符号、标志，当作实例的代表形式，看图者对山川、湖泊、道路和府、州、县、卫各等级的行政区位所在以及距离的远近一目了然，易懂易查。这是了不起的创造。如无图例，一张地图无法标记那么多的实物、实景。三是每幅图的背面附有图叙表解，补充说明这个省区的沿革、形胜、各级行政区范围大小，还有田赋数字。这也是新的创举。在编印过程中，罗洪先使用了当时先进的技术，省区方位、大小精确度很高，与如今的实例地图大致吻合。在交通不发达、信息不畅的古代社会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没有广博的知识、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勤勉务实的作风，是不可能实现的。

曾安止编写《禾谱》

北宋的曾安止(1048—1098年)是泰和县澄江文溪村人，中进士后当过彭泽县令。他不太热衷于仕途，却对农业感兴趣，认为“农者，政之所先”。朝廷本打算提拔他任江州司马，他却辞职回乡。当时的经济中心已移到江南，庐陵一带经济较繁荣，尤其是粮食生产发展快。他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对繁多的水稻品种名称、来源、性状、种收时间以及耕作方法等，一一详细地调查研究，分析对比。他还发现了一种野禾子米，质量很好，就到种植这种品种的稻田去观察。经几年的除杂选优，终于培育出了耐寒、耐肥、不易倒伏、穗大粒多的新稻种。这种稻米质自如玉，体长晶莹，很好吃。以后人们继续改良，培育成称为三粒有一寸长的“三粒寸”——可惜失传，否则如今可成为市场上的畅销品种。

曾安止经多年的积累，将收集的资料分类整理，筛选择用，编写成《禾谱》5卷。该书详细记载了北宋时期泰和及庐陵一带50多种水稻的品名、特征、耕作技术及管理方法——如今吉安的水稻产量高但可能没那么多品种，可见当时农业的发达。那时，曾安止就考证出了当时的“占禾”，是从海南岛的占城国引进的。《禾谱》的序言云：“漕台岁贡百万斛，调之吉者十常六七。”可能是指江西征缴的官粮吉州占了一大半，说明吉州粮食的丰富，为安止写《禾谱》创造了条件。专家们认为，这是继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之后的又一部古代农业科技文献。元代大农学家王祯在写名著《农书》时，就参考了《禾谱》。《四库全书总目》和现代学者编的《中国农书目录》，都提到《禾谱》。

遗憾的是，科技文献在封建王朝当作“杂流”不太重视。曾安止写完此书时目已失明，也没经费印出。一百多年后，由他的侄孙耒阳县令曾之谨续写《农器谱》。几百年过去，《禾谱》原稿已失散，只在曾氏族谱中保存部分内容。苏东坡贬官南迁路过泰和，曾安止把《禾谱》送给这位文豪看。苏轼大加称赞，还赠了一首《秧马歌》附于书后。曾氏后裔把《秧马歌》刻于石碑上流传至今。附诗尚存，正本书却不见，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