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匡时挤世—庐陵志士直面人生的姿态
来源: 中国吉安网 2015-11-30 15:29 我要评论 井冈山报社融媒体

第五章 匡时济世

——庐陵志士直面人生的姿态

(作者:李梦星)

隋唐以来,以儒学精神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经济繁荣的庐陵,发达的书院和学校教育,加速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到了宋代,庐陵文化进入了鼎盛的阶段,显示出了和中原文化基本相同的特征:就是尊崇正统的儒学,弘扬当作主流思想的孔孟学说。“修身、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儒学教育的核心,也是庐陵人士恪守的人生信条和追求的目标。正统儒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催化了庐陵文人的积极入世观念的形成。他们以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为己任,讲求经世致用,兴国安邦,教民化俗,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人生态度方面,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政治观念上,要当“社稷之臣”,为国建功立业;在品格情操上,讲求忠义节烈。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儒学精神中的先进和积极因素,铸就了众多的庐陵英杰。到了南宋,江西成了称为新儒学“程朱理学”的大本营,庐陵便是大本营中的一个重要据点。朱熹把儒学的伦理道德当作天理,使传统儒学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而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欣赏。庐陵人士在理学的影响下,积极“入世”,匡时救弊,刚健有为,忧国忧民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建立了不朽的功业,闪烁着不熄的精神之光。

一、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是儒学的重要学术思想之一。儒家学派主张以“经”来指导为政,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不能空谈“圣言”,要讲求实际的功效,一切学问都要有益于国事。正如清代顾炎武所云:“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一切不为”,应“引古筹今”,作为“经世之用”(《亭林文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把儒学提到了正统地位,却是注重“章句注疏之学”,魏晋的玄学和清淡之风冲淡了儒学的权威。到了唐代,由于皇帝的迷佛溺道,儒学传统有所削弱,五代时,佛道更盛。进入宋代,一批有识之士纷纷觉醒,他们对佛道的“出世”空幻观念不满,致力于改变长期以来佛道的声势凌驾于儒学之上的态势,力求恢复儒学传统,倡导经世致用,创日用事功之业。庐陵的儒士,就是高扬这种思想的勇者。他们或于讲坛,或在著述中强调经为世用的观点。当他们有了机会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之时,就自觉的“以天下为己任”,实践经世致用的思想。

培养了众多庐陵俊杰的教育家欧阳守道,他对当时流行的务虚空谈表示不满,崇尚求实致用之学。针对科举之弊,他认为“国家以科举取士,士不为举业者吾见罕矣,苟为士则学所当学,日孳孳以终其身,今移孳孳于举业,于身心则无得,于天下国家则无用。然而士不敢不为者,势驱之也。予昔时从事于此,未尝不自笑也。以予之心度他人之心,知凡为此通病也,况词赋之为技,视他文尤难精旷……呜呼,科举之害,千百年未易议其革也,士不能由科举则所谓读而习之者亦安能自己哉?”(《巽斋文集》卷12)。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指出如仅是为追逐科名而学,于己于国都是不利的。他教导学生们“无益之言勿听,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文勿观,无益之友勿亲”(同上卷13),直截了当地要求学生注重事功,成为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文天祥称这位尊师为“横经论道,一世宗师”。他的治学思想,不同于那些以科举为业的读书人,而是“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以自标榜于一时。”(《文山先生全集》)卷11)。  

称为南宋“中兴四大家”之一的著名诗人杨万里,他不仅是一位“诗坛霸主”,“还是一位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江西文化》第7章)。他中进士后,历仕高宗、孝宗、光宗三朝共四十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吏部郎中、礼部右侍郎、秘书少监、太子侍读等官,除写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外,他还写了《六经论》、《圣徒论》、《庸言》、《诚斋易传》、《千虑策》等著述,反映了他的思想成就。他认为六经在指导政事方面占主导地位。尤其《春秋》,是“夫子之所以为政也,徒教而不为政,尧舜不能以经一世,而夫子能以经万世哉!”(《诚斋集》卷85)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春秋》的作用是指导为政,孔子虽不是什么王侯,但因有了一部有益于政事的《春秋》,就有经万世之功业。所以经世的核心就是为政。他在乾道六年(1170年)向朝廷上的《千虑策》中,结合时局,精辟地论述了君道、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刑法、冗官等方面的问题,表现了经世致用的意识。他还认为,不仅在治经时着眼于用,而且一切学问、言论都要“致用”。他说:“论曰:学道者必有以用道也……布之可以温,故人取之以衣其事,粟之可以饱,故人取之以实其腹。今且有人积布而不衣,藏粟而不食,则虽积藏如山,而夫人者不免于冻馁而死。夫布与粟如丘山而不免于死,非不富之罪也,富而不用其富之罪也。学道而不用,安以道为哉!”(同上卷86)他又说:“言非尚于奇而尚于用也。事非难于料,难于处也。奇而无用,能料事而不能处,此岂非士大夫进言谋国之大患欤?”(同前卷88)他的这些“致用”的观点,对于引导士人面对现实、不尚空谈、踏踏实实为社会作贡献,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流传很广的佛老观念,杨万里很是反感。他在《韩子论》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老子以空虚为道德”,“佛老好其清净寂灭之道,以为此可以悟性命而超生死也”,而实际上大部分人是见到佛老之徒“不业而食,不劬(劳苦)而居”就“幸于其福田利益之诱”去信教,这些人不劳而获,对社会是无利的。由此可见,杨万里是一个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也是一个清醒的儒学政治家。

庐陵文化培育的人杰之中,有几位曾居相位,辅佐君王统治天下,位高权重,显赫一时。他们为朝中重臣,施兴国安邦之策,又是饱学经书的儒者,尊经世致用之道。当然,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但,这正是儒学积极“入世”的方式之一,也是实现儒者人生价值的途径。

欧阳修在任谏官和参知政事时,针对北宋社会的弊端,提出了许多富国强兵的主张,对朝廷解决当时“无财用、无兵、无将”等现实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他注重实效、务从实际的功利精神。刘子建先生认为:“其实欧阳修讲致用……讲功利,王安石继之而起”(《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欧阳修所提倡的“致用”之法,对后来的功利理论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南宋中期的名相庐陵永和人周必大,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中进士始,在官场上跋涉了近半个世纪,曾为高宗、孝宗、光宗三代君王效力,任过兵部、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右丞相、左丞相之职。他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又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的政治家,深知以经治政的重要性。但他不尚空论,而是从实际出发,切合现实,以真知灼见赢得了君臣的尊重。孝宗登基后,想做个中兴之主,可当时南宋小朝廷已偏安几十年,歌舞升平的日子消磨了许多人的斗志,也耗损了国力,军队管理松驰,兵不精将不良。在这种情况下,出动兵力大规模地讨伐金国,收复失地,无疑是劳民伤财的。周必大任宰相上的第一个奏章就提出“今内外晏然,殆将二纪,正可惧之时,当思经远之计,不可纷更欲速”(《宋史·本传》)。意思是说,现在社会还稳定,但要居安思危,考虑到长治久安,不可急于求成。可见必大所持的是稳健持重的内政外交方针,认为必须要积蓄国力,整顿好内政,才能去与金国抗衡。所采取的措施一要强兵,整肃军纪,二是富国,稳农促商,三是安民,对灾民抚恤,四是政修,择人才和考官吏(《省斋文稿》卷11)。这些务实的策略,他不仅向皇上提出,还制订了相应的条规,亲自督查落到实处。周必大遵循的“致世”原则,在当时收到了实效,也成为庐陵后学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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