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匡时济世

——庐陵志士直面人生的姿态

（作者：李梦星）

隋唐以来，以儒学精神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经济繁荣的庐陵，发达的书院和学校教育，加速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到了宋代，庐陵文化进入了鼎盛的阶段，显示出了和中原文化基本相同的特征：就是尊崇正统的儒学，弘扬当作主流思想的孔孟学说。“修身、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儒学教育的核心，也是庐陵人士恪守的人生信条和追求的目标。正统儒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催化了庐陵文人的积极入世观念的形成。他们以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为己任，讲求经世致用，兴国安邦，教民化俗，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人生态度方面，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政治观念上，要当“社稷之臣”，为国建功立业；在品格情操上，讲求忠义节烈。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儒学精神中的先进和积极因素，铸就了众多的庐陵英杰。到了南宋，江西成了称为新儒学“程朱理学”的大本营，庐陵便是大本营中的一个重要据点。朱熹把儒学的伦理道德当作天理，使传统儒学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而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欣赏。庐陵人士在理学的影响下，积极“入世”，匡时救弊，刚健有为，忧国忧民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建立了不朽的功业，闪烁着不熄的精神之光。

一、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是儒学的重要学术思想之一。儒家学派主张以“经”来指导为政，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不能空谈“圣言”，要讲求实际的功效，一切学问都要有益于国事。正如清代顾炎武所云：“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一切不为”，应“引古筹今”，作为“经世之用”（《亭林文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把儒学提到了正统地位，却是注重“章句注疏之学”，魏晋的玄学和清淡之风冲淡了儒学的权威。到了唐代，由于皇帝的迷佛溺道，儒学传统有所削弱，五代时，佛道更盛。进入宋代，一批有识之士纷纷觉醒，他们对佛道的“出世”空幻观念不满，致力于改变长期以来佛道的声势凌驾于儒学之上的态势，力求恢复儒学传统，倡导经世致用，创日用事功之业。庐陵的儒士，就是高扬这种思想的勇者。他们或于讲坛，或在著述中强调经为世用的观点。当他们有了机会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之时，就自觉的“以天下为己任”，实践经世致用的思想。

培养了众多庐陵俊杰的教育家欧阳守道，他对当时流行的务虚空谈表示不满，崇尚求实致用之学。针对科举之弊，他认为“国家以科举取士，士不为举业者吾见罕矣，苟为士则学所当学，日孳孳以终其身，今移孳孳于举业，于身心则无得，于天下国家则无用。然而士不敢不为者，势驱之也。予昔时从事于此，未尝不自笑也。以予之心度他人之心，知凡为此通病也，况词赋之为技，视他文尤难精旷……呜呼，科举之害，千百年未易议其革也，士不能由科举则所谓读而习之者亦安能自己哉？”（《巽斋文集》卷１２）。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指出如仅是为追逐科名而学，于己于国都是不利的。他教导学生们“无益之言勿听，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文勿观，无益之友勿亲”（同上卷１３），直截了当地要求学生注重事功，成为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文天祥称这位尊师为“横经论道，一世宗师”。他的治学思想，不同于那些以科举为业的读书人，而是“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以自标榜于一时。”（《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１）。  

称为南宋“中兴四大家”之一的著名诗人杨万里，他不仅是一位“诗坛霸主”，“还是一位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江西文化》第７章）。他中进士后，历仕高宗、孝宗、光宗三朝共四十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吏部郎中、礼部右侍郎、秘书少监、太子侍读等官，除写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外，他还写了《六经论》、《圣徒论》、《庸言》、《诚斋易传》、《千虑策》等著述，反映了他的思想成就。他认为六经在指导政事方面占主导地位。尤其《春秋》，是“夫子之所以为政也，徒教而不为政，尧舜不能以经一世，而夫子能以经万世哉！”（《诚斋集》卷８５）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春秋》的作用是指导为政，孔子虽不是什么王侯，但因有了一部有益于政事的《春秋》，就有经万世之功业。所以经世的核心就是为政。他在乾道六年（１１７０年）向朝廷上的《千虑策》中，结合时局，精辟地论述了君道、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刑法、冗官等方面的问题，表现了经世致用的意识。他还认为，不仅在治经时着眼于用，而且一切学问、言论都要“致用”。他说：“论曰：学道者必有以用道也……布之可以温，故人取之以衣其事，粟之可以饱，故人取之以实其腹。今且有人积布而不衣，藏粟而不食，则虽积藏如山，而夫人者不免于冻馁而死。夫布与粟如丘山而不免于死，非不富之罪也，富而不用其富之罪也。学道而不用，安以道为哉！”（同上卷８６）他又说：“言非尚于奇而尚于用也。事非难于料，难于处也。奇而无用，能料事而不能处，此岂非士大夫进言谋国之大患欤？”（同前卷８８）他的这些“致用”的观点，对于引导士人面对现实、不尚空谈、踏踏实实为社会作贡献，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流传很广的佛老观念，杨万里很是反感。他在《韩子论》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老子以空虚为道德”，“佛老好其清净寂灭之道，以为此可以悟性命而超生死也”，而实际上大部分人是见到佛老之徒“不业而食，不劬（劳苦）而居”就“幸于其福田利益之诱”去信教，这些人不劳而获，对社会是无利的。由此可见，杨万里是一个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也是一个清醒的儒学政治家。

庐陵文化培育的人杰之中，有几位曾居相位，辅佐君王统治天下，位高权重，显赫一时。他们为朝中重臣，施兴国安邦之策，又是饱学经书的儒者，尊经世致用之道。当然，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但，这正是儒学积极“入世”的方式之一，也是实现儒者人生价值的途径。

欧阳修在任谏官和参知政事时，针对北宋社会的弊端，提出了许多富国强兵的主张，对朝廷解决当时“无财用、无兵、无将”等现实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他注重实效、务从实际的功利精神。刘子建先生认为：“其实欧阳修讲致用……讲功利，王安石继之而起”（《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欧阳修所提倡的“致用”之法，对后来的功利理论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南宋中期的名相庐陵永和人周必大，从绍兴二十一年（１１５１年）中进士始，在官场上跋涉了近半个世纪，曾为高宗、孝宗、光宗三代君王效力，任过兵部、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右丞相、左丞相之职。他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又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的政治家，深知以经治政的重要性。但他不尚空论，而是从实际出发，切合现实，以真知灼见赢得了君臣的尊重。孝宗登基后，想做个中兴之主，可当时南宋小朝廷已偏安几十年，歌舞升平的日子消磨了许多人的斗志，也耗损了国力，军队管理松弛，兵不精将不良。在这种情况下，出动兵力大规模地讨伐金国，收复失地，无疑是劳民伤财的。周必大任宰相上的第一个奏章就提出“今内外晏然，殆将二纪，正可惧之时，当思经远之计，不可纷更欲速”（《宋史·本传》）。意思是说，现在社会还稳定，但要居安思危，考虑到长治久安，不可急于求成。可见必大所持的是稳健持重的内政外交方针，认为必须要积蓄国力，整顿好内政，才能去与金国抗衡。所采取的措施一要强兵，整肃军纪，二是富国，稳农促商，三是安民，对灾民抚恤，四是政修，择人才和考官吏（《省斋文稿》卷１１）。这些务实的策略，他不仅向皇上提出，还制订了相应的条规，亲自督查落到实处。周必大遵循的“致世”原则，在当时收到了实效，也成为庐陵后学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