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应该是一个民生问题的关注者。那些不关心民众疾苦、不忧民所忧、喜民所喜，不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办事的人，即使自我标榜多么“爱国”，其实是冒牌假货。这种人，一旦获得功名仕禄，往往只为一己之私利巧取豪夺，扰民害民，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最终必将被人民所唾弃。

文天祥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从“法天不息”的哲学观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图治的主张；在元军入侵、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他坚决反对退让投降，并积极募兵、亲临前线指挥抗战；在抗元失败、身陷囹圄后，不屈不降，以身殉国。他的这些爱国表现，源于他始终如一的爱民忧民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文天祥的政治主张中的重要内容。他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在未仕之前，便立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志向；状元及第时，又道出了“须使生民见泰通”的主张；入仕在位，想到的是“天之生贤才，初意岂无为。民胞物同与，何莫非已累”；罢官归隐，则大声疾呼：“民食关系，苟可通融兼爱”；他看到被元军屠城后，“鸠居无鹊在”，“杀戮无遗种”的惨状，仰天长叹：“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他看到战场“死者乱如麻”，田园“荒草青漫漫”，不光是南方人民，也包括北方人民因元军的不义战争带来的凄惨景象，心急如焚，忧虑“纷纷干戈何时毕”；即使被囚燕狱，饱受折磨，他也时刻不忘人民的痛苦。至元十八年(1281)五月十七日，这是文天祥被囚的第3年，当夜大雨倾盆，牢房遭水浸，自己身在困境，想到的却是“但愿天下人，家家足稻粱、我命浑小事，我死庸何伤。”

“民者，国之基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古哲先贤都把民生问题看成与国家共存亡的首要问题，这一点，已经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兴衰史中一次次得到验证。这自然对文天祥民本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与他的个人经历也不无关系。文天祥入仕之前的23年都是在故乡吉州生活的；入仕以后，又累次遭贬回归故里，先后6年有余。长期生活在底层，使他有许多机会接触人民群众，对民众忧乐，耳濡目染，心同身受。在《御试对策》中，他用了大量篇幅论及民生民困问题，这些素材或得之于求学时同师友的讨论，或直接来自现实生活中所见所闻。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便能极有胆识地在对策中提出解民困的办法，由衷规劝皇帝“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安民之道”。后采，无论任职朝廷还是贬迁地方，他总不忘访民问苦。比如知瑞州府时，看到郡治“兵火后”满目疮痍，郡兵又骄横无忌，鱼肉百姓，于是首先惩办了害民的劣徒，对民众采取宽惠政策，又创设便民库，支持民众发展生产。因他“遗爱在民”，百姓也对他“久益不忘”。又如知宁国府期间，看到“府极凋敝”，过去“税务无所取办，则椎剥为民害”。他一方面奏罢此法，一方面“别取郡计以补课额”。在宁国府任职仅一个月，即将离任时，还特别召集农民父老，发表《劝农文》，鼓励民众勤耕作、行孝悌、守法纪，以求社会安定。

体察民情，了解民苦，这只是关心民生的第一步，关键在如何尽职尽责去解救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在封建社会里，皇权统治一切，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民众疾苦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然而就局部而言，一些有民本思想、较开明的政治家；也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制定相应的策略，推行能为民众接受、缓解社会矛盾的政策。文天祥正是这样做的。他两度出任提刑，大力平反冤案，疏决滞狱，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有职有权时，他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办事；被罢黜丢官后，他仍能急民所急，为民请命，为—般官吏所不及。咸淳八年(1272)，庐陵县大旱，早稻收获不过二三成，晚稻只有五成，“民食十减七八”。罢官蛰居故里已有2年的文天祥；看见大多数农家缺粮，甚至有钱都无处籴粮，十分着急，便用过去的同僚关系，在赣州和吉州知州间疏通，并请他们榜示境内，允许吉州民众去丰收的赣州大量收籴低价的粮食，度过饥荒。他在给知吉州江万顷的信中说，“民食关系，苟可通融”，认为这是“救民水火”的善举。

一个人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文天祥深知官民关系有如舟水关系，他心系民苦，为民请命，一心想为民带来福祉，为国家带来安定。当国家面临危难，他在赣州举起抗元义旗，组织抗元队伍，—呼百应，人民群众很快聚集在他的麾下。这支义军，既有最基层广大的民众，也有地方豪达，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少数民族兄弟。他们固然也是因民族危亡而奋起抗争，但文天祥勤政爱民、深得民心的德政、毁家纾难的爰国精神也有很强的感召力。文天祥真正做到了“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人民群众怎么不对他“素服威信”?!

同古代许多志士仁人一样，文天祥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然而，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关注民生，寻求救民解民主道，为民鼓呼，身体力行地为民办事，努力实践他的爱国救民的政治理想，确实难能可贵。今天，他的民本的思想和为民爱民行为，对我们仍大有教益。